“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对东北军及西北军采取调离、整编办法，并发表捏造的“对张、杨训话”，极力掩盖事变真相。但在国内外客观形势逼迫下，对共产党红军之进攻基本停止，十年苦难重重的内战局面终于结束。当时我在锦江办公室，得此消息，异常惊喜、兴奋！张、杨二将军为挽救国家危亡命运的伟大功绩，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应永铭不忘！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发动了罪恶滔天的“七七”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抗战，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在全国人民要求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算正式成立。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我和女儿们喜庆全国一致进行抗日战争。
五、局票、胡琴
锦江两店的顾客惹事生非的事，频繁地发生，例如：有一次，有几个交通大学的顾客，饭后一定要用局票叫堂差和拉胡琴。先是工作人员态度温和地给他们解释再三，说这是违犯店章的。但他们不听，我只好亲自出去委婉地向他们一再解释，请他们原谅。但他们仍然不接受，还大家起而轰我。当时，我想锦江是初生婴儿，经不起风吹雨打，长期下去将不堪设想。焦急之下，不得已我就转变态度，并打算最多明天关门停业。他们问：“你的规则在哪里？”“我是这店中的主人，我口里说出的就是这店的规则。”说完转身就走。我就这样严词加以拒绝了。这批人临走时，拍桌蹬脚，边下楼边说：“走！找杜月笙去！这家馆子老板这么厉害。”结果却是无事，过一阵子仍然是锦江的座上客。
接着，杨虎在锦江二楼吃饭，他的几个保镖和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的几个徒弟在店堂吃饭，蛮横无理，不尊重店章，为所欲为。有两次，服务员礼貌地上前劝止无效，我火了心想这还了得，但细想上海是很复杂的社会，对顾客应当谦恭，对有权势的顾客更该小心。但是，在这帮人面前老是忍辱退让，委曲求全，他们反而会得寸进尺，气焰嚣张，结果将是引狼人室，危害锦江的前途。索性反抗，管他是谁的走狗、保缥，这些不像人的走狗们，有些反而吃硬不吃软。于是我上前去，疾言厉色地把他们痛责一顿（在我思想上又准备明天关门），杨虎在二楼闻声下楼出面指责他的保镖，并当场向我道歉。事后，并未发生什么祸事。
从此，没有人再到锦江为非作歹、惹事生非了。也许那次杨虎指责保镖一事，起了作用。我也再三吩咐店堂负责人，切勿因胜而骄；今后凡是三教九流的小喽罗来店，仍然对他们以礼相待；有时候，也请他们喝酒招待、招待；处上海社会，必须注意心理战术来对待一切人与事。
人们晓得杜月笙帮我租房子和解决天桥问题，又知杨虎和我是儿女亲家关系，因此，可能引起外界的议论，误认为杨、杜是我的后台靠山。事实上“锦江”名誉与日俱增，是依靠“锦江”自己的努力，在上海社会逐渐有了地位的。大概是因我的经历和读过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这些书籍，对我分析事物、处理问题帮助颇多，因而对上海各阶层人士的心理、情势比较胸中有数，遇事尚能应付自如。在这里插一句：我始终认为马列主义，不仅仅是举枪上前线干革命，而是对一切事物的分析、处理的最好的科学方法。当然上海是光怪陆离的社会，也不能说与杨、杜毫无影响。总之，此后，就少有人随便加祸于我和“锦江”了。这对我和锦江当时的处境来说，是很有利的，我暗自庆幸。
当时，我常想在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下，自己若是一名男子就比较好办事，有人合作、支持，就可做更多、更大的企业来协助革命工作，而偏偏是个女子，又是被人称为美丽的女子。因无靠山，凡人力、物力、财力必须自己绞尽脑汁创造条件才能办成。唉！
我为了想知道顾客中有无反动言行及维护店内正气，每当营业时间，总是板着脸上下巡察，已成习惯。在这里谈几句趣话。1992年有次在学习组上，曾一度是“锦江”的座上贵客沈醉委员在场，当众笑说：“董大姐是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老板。她在解放前的锦江营业的时间，总是板着脸上下巡逻，过去，我们一直想抓她，但见国民党要人也和她接近。我们不怕共产党，对国民党要人还是有顾虑的，故未下手。后来，知道她的儿女也是革命的。现在我们做了好朋友（意思，都在政协了）。哈、哈、哈！”我也笑了。
六、红人郑毓秀
郑毓秀，广东人，留法学生。身材在女人当中是魁梧的，皮肤粗黑，脸型凶怪，穿着旗袍，带副眼镜，说话声音宏亮，举止有些像男人。性格急躁，动辄就怒。从她的态度表情间一看就知道是位个性很强，而有才干，有魄力，有政治野心的女性。
可是她的政治活动是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抗战前，她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上海法院院长、立法委员。郑毓秀是当时南京政府的红人之一。她红得透顶，据闻仅次于宋美龄、宋蔼龄。她人住南京，却要喝上海租界的自来水，面包要吃上海“老大昌”
的，每天火车送一次。后来，甚至用飞机送，生活挥霍、腐化竟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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