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毓秀有一天上午10时左右,忽然来锦江看我,开口就说:“久仰了!我经常来锦江吃饭,总听说你很忙,在营业时间不便打扰你。听说你有肠胃病,我也有这病。我每天去广慈医院推拿按摩、电疗,医治得很见效,你不妨也试试看,明天车子来接你一道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她是当代红人之一,闻其名并没见过人,为什么她想接近我?当时,在她势力范围内,哪能拒绝?只要在政治上自己好好提高警惕,和她来往来往,对掩护革命活动和我个人与锦江也会有利的。因此我就答应了她的邀请。次日上午9时左右,果真开了汽车来接我。等我整理好店务后,已近11点。下楼出门走近车一看,不但不是空车,她竟在里面等着我哪!自此,她每天都随车来接我就医,而且经常要在门口等上一个多钟头,如此者达两星期之久,还代付了全部医药费用。就此相识,我们就成了朋友。她好几次接我上她海格路“范园”家中吃饭,总是暗示要我加入国民党里她们的派系。我早见她另有用意,在表面上我便装做对于政治不太懂,也不感兴趣,更不想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只想做做生意赚点钱,把孩子养大成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之外,就不再有什么想法了。以后,便推说店务忙,难以经常分身外出,不露声色地逐渐和她冷淡了。使她感觉到,我只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这类人是非常难弄的,我真怕她借故和锦江捣乱来整我,所以我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尽量不得罪她,还表示跟她很亲热。关心她的病痛,关心她的衣食起居,时常送些鲜花、菜点给她,把她哄得甜滋滋的,免得她达不到目的时对我下毒手。当然,这些也不过是对付她的权宜方法而已。如果与她有了利害冲突的话,她能不害我?碰到这种人,怎能不担心呢?
后来,我对这位所谓有名的女政治家慢慢地疏远了。
七、可气、可笑的诬蔑
当时社会上,不论是受过西方教育或者纯粹东方文化的人士,都认为妇女在任何方面的能力总比男子差得多,管理企业更不如男子,尤其是东方女子更不在话下。
我对这种论调很反感,但亦鼓励自己绝不灰心,一定要办好锦江,为我们妇女争口气。锦江开张红、继续红的情况,证明了他们这些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后来,锦江地位巩固,社会舆论改变了,承认妇女是有才能、有智慧,能办事业、企业的。当时,到过锦江的顾客无不称赞,尤其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在背后对我不离口地佩服敬重,但这引起了如下一场可笑的诬蔑。
1938年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这是个咨询机关。7日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参加者大部分是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员、第三党(就是后来的农工民主党)、青年党、在野党以及无党派爱国人士。刘湛恩先生的夫人刘玉立明亦出席这会。有天下午我正在锦江茶室,忽然收到刘王立明一封信。信的内容:“我要去出席参政会议,我负责的职业学校想请你担任董事,如同意请于今晚到会商谈。”大意如此。当时,我觉得虽闻其名未见过其人,这信来得突然。不过她是妇女界进步人土,要前往参政,为此,我有协助此校的义务。遂立刻作复如下:“我愿意担任董事协助,你放心去吧,因我感冒发烧,今晚的会恕不参加。”次日参加这会的几位姐妹们(记得有蒋逸宵等)来家告我说:
“昨晚刘王立明拿着你的回信在会上说:‘我知道董竹君是不会来参加会议的,她和日本人有关系。’大家看信后说:‘信上说得很清楚,她因病不来。董竹君这人我们是知道的,你若无真凭实据,不能随便讲。’事后她依然到处传播。”
后来,我在菲律宾马尼拉时,适郑毓秀亦在那里。有天,上海跑马厅总经理谭雅声的夫人甘金钗特来告诉我说:“郑毓秀知你来了,她说董竹君是有才能的女性,她和丈夫思想不一致,离婚了,她热爱办企业,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加入国民党,真可惜。听说她为日本人做事,我不相信。”当时,汉口、重庆、香港友人都来信安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的诬蔑人,到底原因何在?我异常生气。友人劝说:
“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刘校长非常称赞你,她嫉妒、怀疑,就造谣打击你嘛。”我想也许如此。可是,我和刘湛恩校长从未见过面,素无往来。无缘无故晴天一雷。
八、房东敲竹杠
抗战开始,上海情势大变,人们趁机钻空子,想发财。抗战第二年,上海成为孤岛,市面也出现畸形繁荣景象,许多房东和律师、法官勾结起来,明说要房客迁居,其实就是想敲竹杠。“新雅”、“天发池”、“老大房”等,都被敲去几万。
锦江房东孙梅堂对锦江也不放松,法租界律师许午芳代房东出面,我则托刘良律师对付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刘良对他们说:“你们想搞她(指我)很好,你们不妨与她较量,较量!法租界法院推事陈大器、张民生都要称她伯母的。文就文,武就武,你们不知她的‘道行’[注],不要弄得自己吃苦头,到那时就晚了。”
这番连吓带唬的话,就此把他们吓退了,当时我们都暗自好笑。对付这帮人只能如此,他们就吃这一套,我很感谢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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