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一所说的以上事迹，除对陈同生、曹荻秋、李亚农、李亚群四位同志记得外，李一氓、李初梨同志有过什么帮助、联系全忘了。
曹国斌同志（又名曹觉，解放后名张铭，湖南人、工人出身、中共党员，解放后任中南局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南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与副主任）在锦江开门后，经钟南夫同志介绍，他每天晚上来锦江倒杂菜[注]。曹国斌同志每天把锦江剩余的杂莱加工后，挑去法租界斜桥总会附近，廉价卖给黄包车夫及其他苦力吃。他借此作为生活费用，而苦力们亦得到营养丰富而热乎乎的菜食。曹国斌同志已于1959年去世！惜矣！
李亚群同志好像是四川人。1935年红军长征时，他领导暴动失败后，到上海找党的关系时，在锦江当过服务员。找到了关系后，于1937年在张执一同志的领导下去延安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四川成都、泸州、重庆、北碚历任中心县委书记。
1942年在桂林时，他告诉徐鸣同志（中共党员）说：“锦江老板娘董竹君有本事，人又好，对同志们又好，我很佩服她。”在锦江当服务员后的这段事迹，是徐鸣同志在1988年春来北京我家里，国瑛女在场，大家聊天时谈到的，我是忘记了。李亚群同志在1977年逝世。
我从“锦江”开门前后，一直经常接触一些青年，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方面启发诱导，在经济上总是尽力给予帮助。如：
四川人杨慧琳，1934年她十五岁时，正在上海读中学。她遵父亲杨吉甫先生（即杨伯谦，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曾参加过国共第一次合作，他与吴玉章老是好友）吩咐，常来我家。据她自己告诉我说，“当时我经常启发鼓励她，妇女应自强独立，关心国家大事。并介绍德国作家倍倍尔著作《妇人与社会》一书，使她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她不久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和抗日救亡活动等。
说我一直鼓励支持她。后来杨慧琳在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贵州文化局局长，现已离休。
杨慧琳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去香港工作。在她的工作方面，我给了她许多鼓励和支持。1935年夏，日本侵占华北，全国激愤，杨慧琳和青年们组织了学生会进行抗日宣传。秋季又组织了上海中学生救国联合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我亦给以许多支持。
当时，锦江不但随时免费供应杨慧琳等工作人员的饭餐，还为她们组织游行示威和各种集会、碰头、开会，提供了适当安全的房间。当时，来锦江吃饭、活动次数最多的有中学学联主席韩素芳和另一负责人马寅。
在“锦江”工作的四川人曾挺凡（参加新四军后改名陈寄峰，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愿去东北解放区工作，我给他准备一切，并给以路费。
在抗战初期，某年1月2日，有位陌生青年突然来到上海凡尔登花园家里，在客堂交谈之后，才知道他是国琼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同学刘振汉。是一位有志爱国的学生（解放后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后闻在四川成都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因缺乏路费，无法去内地学习和找工作，想以小提琴向我抵押六十元。次日我给他钱，并叮嘱他把小提琴还是带走，沿途若遇困难还可派用。并启发他对社会不良的现象，要从本质上有个正确的认识。他掉下眼泪说：“耶稣圣诞晚上，大雪纷飞，我在你们家大门口，老见你们的客人不走，同时，也不知你愿不愿帮助，始终未敢敲门，徘徊到深夜，冷得牙齿发抖。”当时他那种神态和心情，给予我强烈的印象。
我感叹着，社会制度不改变，成千成万这样的青年是永远无出路的。
早在刘振汉这事之前，有一天国琼从学校回家，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中午在学校饭堂吃午饭，听邻桌饭台上的同学中，一位叹气地说：唉！不知如何是好？
下学期的学费付不出，只好停学。我正在用饭，忽然听到这番话，心里很难过，饭也咽不下去，把那不相识的新同学望了一眼，又打听了他的姓名。我想妈妈一定肯帮助的。”我俩商量好：为了保持他的自尊心起见，把款子放入信封内，说明是学费而不注姓名。国琼在次晨将它偷偷地放到学校收信的门房架上。中饭时，只听得这学生高兴地和同桌上人讲：“真是奇妙的事，居然有人把钱送来叫我付学费而却未留姓名，无法感谢。”
在旧社会里，求知欲强烈的青年们，念书付不出学费是极其普通的。
我同情、培养、接济、帮助过的男女青年颇多，难能—一记得。以上举例而已。
这里想起一位老人，颇为想念她，有一段如下的经过：
张执一同志离开上海局时，将工作交给张登同志负责领导。张登同志的爱人陈修良的母亲是双目失明的老人。当时这位老母亲住在上海巨鹿路八二0弄二十二号亭子间。我佩服这位老人深明大义，支持、掩护子女的革命行动，因而我曾买了好些鸡蛋，亲自送去作为敬意，而补充她的营养。祝愿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健康长寿。
我希望中国多有些这样爱国思想的老人！
五、女作家白薇的两三事
这里凭记忆所及，谈谈女作家白薇的两三事。有次（年份忘了）白薇由重庆回到上海，无处住，我掩护她住在家里（上海亚尔培路一二五弄三十一号，即凡尔登花园）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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