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上海妇孺援绥募捐运动，她为此不顾病痛，捧着肚子、弯着腰，日夜奔跑，已精疲力竭，她还要参加上海第一批妇孺赴绥慰问团。大家异常着急，我赶到船上把她拉下来了。大家认为若不是我这样做，可能她会送命。
1937年春末，白薇的朋友们、读者们和我都关心她身患重病，为她缺少医药费用而叹惜。为了爱惜一位进步的女作家、女斗士的生命，使她早日恢复健康，当时，大家合力为她筹款治病。发起人有：郁风、蒋逸宵、玉莹、李兰、季洪、王季愚、蓝苹（即江青）、沈兹九、陈波儿、关露、国琼和我等十九人。收款处设在我家里，收款人国琼女。筹款发动后，慷慨出资的人很多，来自国内外各阶层的资助，由一角、二角到一二元。到6月中旬，总计募得六百零四元（当时的物价约二元即能买到一袋面粉，六百多元也算可观了），和七十多封慰问信，一齐由国琼女交给白薇收下。国琼、李兰、还有一位（姓名忘了），送白薇上了火车，去北京治病。当时，我资助多少想不起了。
在此顺便提件事：白薇有次病在苏州，住在她的读者顾某家。白薇在作品《想、焦、狂》（上海《新民晚报》1947年2月连载）里提到我与女儿们的一段——
我来到苏州是生了病突然起来的。想不到女主人会这样的不欢迎。我头一晚来，第二晚她就大兴问罪之师，说我不该和董竹君交朋友，一大堆责备我的话，反正是句句怪我交错了董竹君。
董竹君是什么人，我想来大家都知道的，她是池中的莲花，她是易卜生著的“娜拉”，而有力地回答了出走后的“娜拉”，是怎样奋斗的。她反抗那缺德的丈夫，带着四个小女儿逃出家庭。她由睡亭子间起家，她由南洋募款，创办工厂在闸北，尽毁于一·二八的炮火，她被拉进牢里；出狱后贫苦不堪。我看过她当捐客失败，靠十六岁的大女儿养家；甚至她们吃大饼都由小姐妹争着吃一个。我把穿过的旧衣服给她们小姑娘等。我看竹君为办锦江筹款，急得像幽灵。看着她几年工夫，一手起家，教育了四个女儿，在大学毕业后留美去了，还搭救了许多穷苦的朋友，帮忙了不少公益事业，还在刻苦工作，毅然前进。这种有伟大魄力的女性，我怎么交不得？交她，怎么怪我是没有骨气？可是，苏州这女友，要这样向我大兴问罪之师，几乎要吵起来了。
这位姓顾的女人是什么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知其名。她为何这样破坏我？真使人太可笑了！
白薇在解放后，住北京和平里十区，大明儿亦住该区，与她相隔咫尺。在她晚年时期生活颇为孤寂，大明经常去探望她，照顾她日常生活上的需要。当她临终前几天大明儿坐在她病床边，合影留念，从她仰卧躺着的神态能看出，她为此颇觉安慰。不几天，即1987年8月27日在北京首都医院不幸病故。我和家人久久不安。她爱国的坚强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的性格，慷慨助人、善良的人品，正如其名一样洁白无瑕。我们尊敬她！怀念她！
1992年8月，白薇的侄子来京告诉我说：“白薇是湖南省资兴县秀流村人，现在资兴县政府正为白薇在该县公园内建立纪念室和塑像志念，以阳翰笙老当年在白薇作品上写的序言为碑文。”此事白薇的家属亦积极协助，我和家人异常高兴，这对九泉之下的女作家白薇是无限的安慰！
光阴似箭，三十年代的著名女作家白薇同志，她一生中出版了很多革命的文学作品，当今男女青年一代恐怕知之者不多吧？为此，简略介绍如下：
白薇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白薇是解放前左联早期成员之一，又是剧联成员。她在“五四”运动前因反对封建家庭包办婚姻，只身逃往日本官费求学，毕业于东京御茶之水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她在求学中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感召下，她放弃两年官费学习深造的机会，回到祖国投身于革命战争。她始终坚持着革命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鲁迅先生对她非常器重。毛主席、周总理、邓颖超大姐都赞扬她说：“你在政治思想上不愿倒下去，是长期挣扎中的一个奋斗的女性。”白薇亦遭受了“四人帮”的迫害，昏迷过去九天才苏醒过来，但她热爱党的思想始终不渝。她的生活极其简朴，粗茶、淡饭、布衣足矣。家无余物，亦无余钱。她从二十年代开始写作，经历了六十年的创作生涯（1975年因长期患病才搁笔）。当年即使在患重病情况下，依然坚持写作。她的戏剧性的革命的一生，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
现将其所写作品简述如下：
反映第一次大革命题材的多幕剧《打出幽灵塔》、独幕剧《革命神受难》、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分别发表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奔流》和《语丝》等刊物上。
“九·一八”事变后，她在《北斗》上相继发表了《北宁路某站》、《敌同志》、《火信》等剧本与诗作，率先写出抗日作品，并走向社会帮助工人、学生导演抗日戏剧。在二十年代开始时，出版诗剧《琳丽》、话剧《苏斐》、《访蜚》、《乐土》、《假洋人》、《姨娘》、《昨夜》、《悲剧生涯》等等。
据闻如今尚无《白薇文集》见世，深为遗憾；她曾告诉过我，竹挑箱里还有很多稿子尚未整理，好像她又说过这挑箱因上海沦陷暂寄放在苏州顾家。这些话好像是在解放前夕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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