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书局，最后只好提醒他付款。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
写了一首词：“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
四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变成我的“御医”，董玉京除精于医学外，并泽及甲骨，我
乃请他重写前词，“父子书法比赛”。
后来这两幅字，在义助慰安妇时被我一起脱手，由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给买走了。两代同
书，集于一身，这种两代缘，也是人间佳活了。
还有另一种两代缘呢。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用功看课外书，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
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不料革
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他不但被出了局、抓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
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这一部，却
是没切角的，所以我会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我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
书后》，谴责国民党对老同志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
苏找到我，要我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一～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
一关十多年。他出狱后找我帮他平反，我感于曹照苏的不平遭遇，对他也有所协助。
我一生中为他们父子两代讲公道话，这不是更奇怪的两代缘吗？
我在一中不但有这种缘，还有书缘。法国作家赫克脱·马洛（Hector Malot）的名作
《苦儿努力记》（Sans 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译本，世界版，名
《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tures of Perrine，有赵余勋译本，少年版）、《海
国男儿》（Romoin 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等，都在中国风行。我一九四七年在北
平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到一中后，在台中一
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
十一日，我在台北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并在一九八八年把它重版。我在序里
说：“四十年来，在北平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
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后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
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
了。”
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台中一中图书馆是我遍读群书的大书仓。但以我的好学，这还
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外，在一九五二
年八月九日到二十七日十八天中，我还根据这个图书馆一藏书，写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
书目对照表例》。在这十八天中，我几乎每天都跑到这个图书馆，坐在长板凳上，埋头我的
“学术研究”。那时候，我刚念完高中一年级，十七岁，己写了《李敖札记》四卷。这个大
表，收在四卷札记中的第三卷里。三十年后，我发表这些早年的成绩，证明给大家看：
李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在三十年前十七岁时候，就已达到什么水准了。我当年的功
力和用功，和我三十年后的功力和成绩，显然有着因果的连贯。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书的一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女孩子，清秀可人，是台中女中
的高中生。我生平最喜欢清秀的女人，这女生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
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三十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但丁（Dante）
在九岁时见过小他一岁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一面，十八岁时又见到一面，此后未再见
面。比阿特丽斯二十四岁死后，他为她写出不朽名著，因为他一直单方面的精神恋爱，把比
阿特丽斯当成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我当然没有但丁那样神经，不过奇怪的是，这个
相逢永不相识的高中女生，竟使我惟灵了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纪录。
我在一九五三年间，写了一大堆诗，其中一首是《多情总难免》: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这可说是我思想上“惨绿少年”时代的爱情观。那种爱情观基本上是自抑的，所以不无
多愁善感的一面，我有《遐想》四首：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遐想之一）
歪思令我老，惆帐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怆然怀古今，
岁月催我老，灰尽少年心。（遐想之四）
当时我对高中女生“罗”暗恋，故有罗裙芳草之喻，这种自抑，我终于打破了。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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