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直到今天还能记得信上写了什么，只是，希望可以忘记，希望把这样的信忘记，这样的，一个做父亲的人，酝酿许久或急促间写就，顾不上合适不合适，撒网一般投递出去的信。
“如果你们有她的消息，请和我联系。谢谢。”
和邮件一样，努力想要忘记的还有与父亲通的电话。
他在话筒那边对我说：
“……喂？！”
{电车}
坐过很长途的JR线电车。坐过很长途的新干线。
从东京去往长野的饭田线，有一半时间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它穿越森林和山洞。在一侧的窗户上映出绿色的河川，另一边的窗户上匆匆送过几片雏菊。
偶尔一座大山，于是隧道显得特别长，列车久久地摇晃在白色的灯光里，仿佛只是震动而没有向前或向后的知觉。
它驶上田间，两节车厢的短短的身长。
把绿色带往金黄的路线。
{火车}
从南往北。
去北京前先要买火车票。也不知该说命中注定还是纯属巧合，买到了三天里最后一张硬座票。之前还在犹豫，听见窗口里传达出这个信息，立刻点头“我要的，我要的”。离开长长的队伍。
那年冬天一直在下雨。
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晚，忍无可忍地离开原先出于经济考虑而胡乱投宿的网吧和小旅店。找到一家三星级的酒店，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这里过一个符合“最后”性质的夜晚。
单人间的软床，带热水的卫生间，窗下就是福州路（那个时候一定没有想过几年后会在十几米外的福州路书城里搞签名售书吧）。
只是疯狂的、潦倒的，以及脏到一定程度的住客而已。为了对得起付的六百元费用，勤勉地洗了三次澡。
去附近的小吃店里买了热馄饨，坐在角落的桌子，望着路上往来的行人。
父亲离开席位去窗口领点心，母亲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一手握住父亲的包，一手拿出纸巾将桌面擦干净。
我抽出三把一次性塑料汤匙，软软的薄片很容易刮破嘴。
母亲注意到，提醒一句“小心点啊”。
以前的普通场景。
合时宜与不合时宜地回想起来。
第二天在12点前退房，尽管我的火车晚上8点才开，但多留一会儿就会影响房费，所以即便要在车站滞留七八个小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到了上海站，从出租车里搬出巨大的行李箱后，旁边立刻闪出几个穿红背心的人，连声招呼说“我帮你搬吧”。原本以为是火车站助人为乐的服务人员，连声道谢着将行李交到了对方手上。直到他帮忙搬到候车大厅，转身向我收十块钱。
从下午2点开始，在候车大厅里坐到晚上7点。
那期间打的电话。母亲接的。和父亲的通话在一小时后。
“——总会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从南往北}
绿色的车厢，椅子套着白色布套。过了淮河，雪光照亮地平线。
巨大的行李箱没有搁架可放，我把它扔在车厢与车厢连接的过道。春运的客列里，奇迹般地居然没有人在下车时顺手牵羊。而中途有一次去看望，发现有没买到座票的人把它当成高度合适的凳子，半倚着靠坐在上面打盹。
不便吵醒他，悄悄又走回去。
与同座的旅客打牌。买了五块一盒的非常糟的河粉当晚饭。胖胖的列车员很喜欢我，来回走三次，都特别点着我玩笑地说“钱包就这么放啊”，“干嘛不好好坐”，“哦哟还不睡”。
前半夜塞着耳机听歌，后半夜靠着旁边男生的肩膀睡着。
睡到早上，硬座一夜后酸疼的四肢，眼睛糊满尴尬的眼屎，脸也绷绷得干干的，头发在脑后塌了一块。
从南往北，进入银白色的陌生的大地。
“——总会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旅途中}
在京都看樱花，一整天下来被烤成脱水的骆驼，但樱花的美丽是值得如此付出的。层层叠叠粉色的云交蔽了天空。按照海拔不同，分成未开、初开、满开和散始的不同景色。
游览到妻笼和马笼，维持了江户时代风貌的著名历史景点，两座旧时的驿站，建筑的式样如同随时都会有忍者出现。
从妻笼到马笼，中间有七千米的盘山路，也一个人爬了下来。
每天晚上都累到虚脱，泡澡时蒙眬地看着房间里的电视昏昏欲睡。尽管独自住宿时，不知怎么总是被分配到位于走廊尽头或楼梯旁边的房间，听闻一些迷信传说，心里觉得惶惶，更懊悔着因为贪图方便选择离车站最近的旅店，出奇昂贵的宿金，内部却也只是很平常的布置。
洗完头后湿漉漉地坐在被单里，喝冰牛奶，逐个换台看各档综艺节目，哈哈笑出声，等到睡意袭来，一歪脑袋就打起了呼噜。
{年}
二〇〇〇年。
继除夕前的那次联络，再没有拨号回家，即便找到工作，顺利地落了脚，甚至可以说是很自由快乐地过了两个月后，依然没有勇气给他们电话。
终于某天同事招呼我“找你的”，我走去拿起话筒。
“喂——？”
“是我。”爸爸说。
“我来北京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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