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①见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平报》，作者：秋隐。
像这样的文章，对我的价值自然比十块八块的助款大得太多了。
我付出最大的一笔赈款，是对民国十二年九月发生的日本“震灾”。那次日本地震的损失惊动了世界，我想让全世界知道“宣统帝”的“善心”，决定拿出一笔巨款助赈。我的陈师傅看的比我更远，他在称赞了“皇恩浩荡，天心仁慈”之后，告诉我说：“此举之影响，必不仅限于此。”后来因为现款困难，便送去了据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团来向我致谢时，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外国使节来观大婚礼时相像。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更加荒唐，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一面责怪内务府开支太大，一面又挥霍无度。我从外国画报上看到洋狗的照片，就叫内务府向国外买来，连同狗食也要由国外定购。狗生了病请兽医，比给人治病用的钱还多。北京警察学校有位姓钱的兽医，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极力巴结，给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养狗知识的奏折，于是得到了绿玉手串、金戒指、鼻烟壶等十件珍品的赏赐。我有时从报上看见什么新鲜玩艺，如四岁孩子能读《孟子》，某人发现一只异样的蜘蛛，就会叫进宫里看看，当然也要赏钱。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石头子儿，便有人买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子儿送来，我都给以巨额赏赐。
我一面叫内务府裁人，把各司处从七百人戴到三百人，“御膳房”的二百厨师减到三十七个人，另方面又叫他们添设做西餐的“番菜膳房”，这两处“膳房”每月要开支一千三百多元菜钱。
关于我的每年开支数目，据我婚前一年（即民国十年）内务府给我编造的那个被缩小了数字的材料，不算我的吃穿用度，不算内务府各处司的开销，只算内务府的“交进”和“奉旨”支出的“恩赏”等款，共计年支八十七万零五百九十七两。
这种昏天黑地的生活，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我驱逐出紫禁城，才起了变化。
这年九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尚处于优势，十月间，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出和平通电。在冯、张合作之下，吴佩孚的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后来吴在河南没站住脚，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岳州，直到两年后和孙传芳联合，才又回来，不过这已是后话。吴军在山海关败绩消息还未到，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了起来，接着解散了“猪仔国会”，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国民军支持黄郛①组成了摄政内阁。
①黄郛字膺白，浙江人，反动的投机政客，后来北伐战争时帮助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亲日派，也是新政学系首领之一。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觉出了情形不对。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内务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国民军收下了，没有什么异样态度，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我们都记得，张勋复辟那次，冯玉祥参加了“讨逆军”，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里来的。段祺瑞上台之后，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凭着这点经验，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接着，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又听说什么“过激党”都出来活动了，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过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这时发生了作用。我把庄士敦找来，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避难的地方。
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已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定了房间，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发生了。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客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大总统指令
派鹿钟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
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
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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