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拢军阀、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没忘掉这个理想。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热烈。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可以看出来。
当我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时，陈宝琛担心的是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结果，谢米诺夫这个关系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是谢和列强的关系。当谢米诺夫吹嘘列强如何支持他，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甚嚣尘上的时候，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他的日记里有这样自我欣赏的描写：“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极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改创之识则枘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夜与谢米诺夫。包文渊、毕瀚章、刘凤池同至国民饭店，……皆大欢畅，约为同志，而推余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国骗子罗斯，以办报纸助我复辟为名，骗了我一笔钱，后来又托郑孝胥介绍银行贷款，郑孝胥因罗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给他从银行借了四千元。郑垂觉得罗斯不可靠，来信请他父亲留心，他回信教训儿子说：“不能冒险，焉能举事？”后来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罗斯这笔钱到期不还，银行扣了郑的存款抵了账。尽管如此，当罗斯底下的人又来向郑借钱的时候，由于谢米诺夫的关系，经多布端的说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给了那个骗子。当然，我的钱经他手送出去的，那就更多。被他讥笑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的陈宝琛，后来在叹息“苏龛（郑宇），苏龛，真乃疏忽不堪！”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岂非慷他人之慨！”
后来，他由期待各国支持谢米诺夫，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远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他仍然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为“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得到了我的赞许，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后来，他很满意地告诉我，日本朝野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
关于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情形，我已记不清了。我把他的日记摘录几段如后，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他在日本广泛活动的蛛丝马迹：
八月乙丑初九日（阴历，下同）。八点抵神户。福田与其友来迎。每
日新闻记者携具来摄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馆小憩，忽有岩日爱之
助者，投刺云：兵库县得芳泽公使来电嘱招待，兵库县在东京未回，今备
汽车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华会馆。又至捕公庙，复归西村馆，即赴汽车
站买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馆。来访者有：大阪时事报社守田耕治、大
田之友僧足利净回，岩田之友小山内大六，为国杂社干事。与岩田、福田、
太田同至山东馆午饭。夜付本多吉来访，谈久之。去云：十点将复来，候
至十二点，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将访竹本，遇于门外，遂同往。内藤虎来谈久之。
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来访，密谈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电话告：长尾昨日已归，即与太田、大七走访之。
长尾犹卧，告其夫人今日匆来，遂乘电车赴大限。……岩田爱之助与肃邸
四子俱来访。宪立（定之）密语余奉天事，消息颇急，欲余至东京日往访
藤田正实、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摄影，复与肃四子共摄一影，乃
访住友经理小仓君。……
庚午十四日。长尾来谈，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壬申十六日。长尾雨山以电话约勿出，当即来访，遂以汽车同游天满
官金阁寺而至岚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顶，若无路可入者。入
酒家，亦在林中，隐约见岩岫压檐而已，饮酒食鱼，谈至三时乃去。
癸酉十七日。……长尾来赠画扇，送至圆山公园，左阿、囗家、狩野、
内藤、近重、铃木皆至，顷之高濑亦至，唯荒木、内村在东京未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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