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年间的穷兵默武极为不满，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
车行》）、“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之一）、“古人
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后出塞五首》之三）
等句都直接把批判的予头对准着玄宗，何尝因忠君而为尊者讳？再如玄宗沉
湎酒色、骄纵外戚以致朝政昏乱，这
在杜诗中受到彻底的揭露，如“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同诸公
登慈恩寺塔》）、“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
字》）、“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宿昔》）等，而“忆昔南海使，
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病橘》）和“云壑布衣鲐背死，
劳人害马翠眉须”（《解闷十二首》之十二）对劳民伤财以供杨妃穷奢极欲
之事的揭露，也都是直指玄宗的。甚至连肃宗之惧内，也没有逃过诗人的讥
刺：“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之一）除了锋芒毕露的批判之外，
还有许多杜诗表面上是颂圣，骨子里是讥刺，例如《能画》咏安史乱前之玄
宗：“政化平如水，皇明断若神”，语似颂扬，然而此诗前几句是“能画毛
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可见“政化”云云，正是
讽刺玄宗自以为政化皇明，从而恣意享乐。又如《奉赠卢五丈参谋琚》咏代
宗：“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既有下句，则上句只可能是讥刺皇帝之
假仁假义！
所以我们认为，杜甫的忠君意识确实很强烈，其中也确实有一些愚忠的
成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忠君的实质是要“致君尧舜”，其目的是
实行仁政，因此对无道之君能予以批判。①前者是杜甫等同于普通的封建士大
夫之处，后者才是杜甫的独特思想风貌。前者是封建时代在一位士大夫心头
投下的阴影，后者才体现出这位伟大诗人的理性光辉。我们有什么理由渲染、
强调前者而对后者却轻描淡写乃至视而不见呢？难道我们今天重视杜甫、研
究杜甫，是首先把他看作一位封建士大夫而不是看作一位伟大的诗人吗？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梢予论析。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杜甫对皇帝寄予
殷切的期望，一再称颂他们是中兴之主，肃宗是“宣光果明哲”（《北征》），
代宗也是“周宣汉武今王是”（《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
首》之二），但事实上肃、代二宗皆甚为昏庸。甚至对一手酿成安史之乱的
玄宗，杜甫也常常怀念：“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韦
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金粟堆南木已拱”（《观公孙大娘弟子
舞剑器行》）。玄宗的生日也使他感慨不已：“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
① 萧涤非先生说：“与其说杜甫是‘一饭未尝忘君’，不如说他是‘一饭未尝忘致君’。什么是‘致君’？
那就是变坏皇帝为好皇帝，干涉皇帝的暴行。”（《杜甫研究》第48 页）我们同意这种看法。
（《千秋节有感二首》之一）。对于这种情形，当代学者也往往认为是“愚
忠”。①然而我们认为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在封建社会中，皇帝往往被看成国
家的象征，所以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忠君与爱国是完全一致的。而在外族
入侵、国家危亡时，皇帝的这种象征意义就更显著了。②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
斗争性质的叛乱（参看第一章第二节），后来唐王朝又再三受到回约、吐蕃
等外族入侵的威胁，杜甫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对皇帝的感情，③显然极大程度地
包含着爱国主义的因素，我们对之不宜轻易地予以否定。
① 参看罗宗强《李社论略》第57 页。
② 例如北宋的徽，钦二宗是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但当他们被金兵俘虏北去后，却在爱国的士大夫中引起
了广泛的同情和思念，吕本中诗云：“洒血瞻行殿，伤心望虏营。”《丁未二月上旬四首》之四，《东莱
先生诗集》卷一一）陈与义诗云：“龙沙此日西风冷，谁折黄花寿两宫？”（《有感再赋》，《陈与义集》
卷一七）显然这种感情是不宜简单地贬为“愚忠”的。
③ 杜甫将肃宗、代宗比作前代的中兴之主，其实不过是表示了对唐帝国中兴的愿望，正如《忆昔二首》之
二所云：“周宣中兴望我皇！”
五、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
那么，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有哪些具体的内涵呢？择其要者，有如
下三端：
一是君臣修德，他说：“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伤春五首》
之五）修德的主要做法是：君要善于纳谏：“先朝纳谏净，直气横乾坤”（《别
李义》）、“端拱且纳谏，和风日冲融”（《往在》）。臣要勇于谏净：“千
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鳞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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