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天地间一切生命）遭受茶毒时就与自身或自己的亲人在受苦受难一样，为
之忧愁、焦虑、哀伤、愤怒。广博的仁爱精神使诗人自觉地承担起人间的一
切苦难，并把解救苍生视为自己的使命，从推己及人到“己溺己饥”，再到
自许稷契，这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心理逻辑过程。
四、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杜甫具有强烈的忠君意识，“葵蕾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
先县咏怀五百字》），“恋主寸心明”（《柳司马至》）、“恋阙丹心破”
（《散愁》二首之二）等自白是常见于杜诗的。即使当他流落夔州偶食异味
时，也想到“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槐叶冷淘》）。宋人说杜甫“一
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东坡集》卷二四），仅仅是夸张
而并非无中生有的捏造。这种意识无疑属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是封建时
代中士大夫阶级的共识，不过杜甫对此格外诚笃而已。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
去审视古人时，当然不应赞美这种意识，但也没有必要对之大张挞伐，因为
一切道德范畴都是历史范畴，用后代的价值观去苛求古人是没有意义的。更
重要的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是与爱国、爱民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时
甚至是二位一体，我们对之应作具体分析。
在封建社会中，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贤明的君主。生活在封建秩序已
经稳固的唐代的杜甫，当然不可能想到舍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途径。今人
往往说杜甫的忠君是愚忠，但我们认为杜甫的忠君思想最主要的内涵并非不
分青红皂白地忠于一人一姓，而是希望通过贤明的君主以施行仁政，即“致
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尧舜是儒家推崇
的古代明君，是以仁政治天下的典范，在儒家经典中经常出现的尧舜形象，
其实就是儒家用自己的观点塑造的理想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社甫要让唐玄宗成为尧舜式的君主，其实质也就是希望玄宗能实行仁政。而
且对于社甫来说，效法尧舜并不需要追溯远古，因为自有近世的典型可以取
法，那就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①如果说社甫在“神尧十八子”（《别
李义》）、“宗枝神尧后”（《奉赠李八丈曛判官》）等句中把唐高祖比作
尧仅是一般的颂圣之语而别无深意的话，那么他把大宗比作舜却是确有深义
的。天宝十一载（752），杜甫登上慈恩寺塔远眺昭陵，说：“回首叫虞舜，
苍梧云正浮。”潘柽章指出：“高祖号神尧皇帝，太宗坐内禅，故以虞舜、
苍梧言之。”（《杜诗详注》卷二引）甚确。②杜甫对于太宗与贞观之治是不
胜景仰的，《北征》结尾云：“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行次昭陵》
云：“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都径把太宗视为唐朝基业的开创者。而
“吵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夏日叹》）的叹息与“贞观是元龟”（《夔
府书怀四十韵》）的议论又说明他对贞观之治的向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贞观确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个时期：政治开明，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那
正是杜甫希望通过“致君尧舜”所达到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在杜甫的时代
是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空想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玄宗其人，虽然后来
极为荒淫昏庸，但他早年曾有励精图治的经历，而且亲手开创了堪称为贞观
之继的开元盛世。杜甫曾亲自经历过开元盛世，亲眼看到过其时人民安居乐
业的景象（见第一章第四节），所以他对玄宗怀有很深的感情，也抱有很大
的希望。对杜甫来说，忠君的目的是施行仁政，所以忠君与爱民是一致的。
① 贞观年间，魏征曾上疏太宗，提出了“君为尧舜，臣为稷契”的政治理想。（详见《贞观政要》卷三《君
臣鉴诫》），这对杜甫很可能是有所影响的。
② 《旧唐书?高祖本纪》：“高宗上元元年八月，上尊号曰‘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上尊号‘神
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诗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自明心迹，先说“穷年忧黎元，叹息
肠内热”，继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在《壮游》中追忆丧乱，说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赞扬元结，则
说“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何时降銮书，用尔为丹青。狱讼永衰息，岂
椎偃甲兵。悽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他不是把忠君与爱民的关系说得很
清楚吗？
正因为忠君的目的是施行仁政，所以当皇帝荒淫无道时，杜甫就毫不掩
饰地表示出不满、讥讽，虽然他不可能公然反对皇帝，但杜诗中对黑暗朝政
的批判却是入木三分的，而且这种批判常常不把皇帝排除在外。例如杜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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