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论奏，代宗省表垂涕，亟还京师。其略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 .
险不足恃，适为战场。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
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之直，则黎元自理，盗贼自平。中兴之功，
句月可冀。’公诗云? .，正括汾阳论奏大意。”（《钱注杜诗》卷一二）
郭子仪是肃、代二朝的社稷之臣，杜甫的某些主张竟与之不谋而合，①这说明
杜甫对军国大事能提出相当高明的切实措施，并不一味地“高而不切”。
当然，杜甫的政治才识更重要地体现为，他对当时尚未发生的政治事变
的预见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当安史之乱尚未爆发，唐王朝还呈现着花团锦簇
的虚假繁荣时，杜甫已敏锐地感到了大动乱的逼近。天宝年间唐王朝的开边
战争频繁不断，有时还取得暂时的胜利，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国力强盛的表
现，可是杜甫却看到了内郡调弊、人悲鬼哭的阴惨景象。②玄宗奢侈骄淫，杨
氏兄妹游宴无度，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歌舞升平的象征，可是社甫却看到了
① 这种政治主张如能付诸实施或部分付诸实施，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魏征对贞观之治的贡献就是明证。
当然，在杜甫的时代，这种主张距离现实较远，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它根本没有必要为迁就黑暗现实而降
低自身的高度。
① 钱笺“ 括”云云，实乃不谋而合之意。因为杜甫当时正处僻远的梓州，不可能很快就知道郭子仪给朝
廷的奏章的内容。
② 例如天宝十载（751）鲜于仲通伐南诏丧师后，杨国忠复命李宓南征。杜甫《兵车行》对此进行了批判，
可是高适、储光羲等人却作诗对此大加颂扬，参看周勋初先生《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载《文
史探微》）。
奸臣弄权、外戚乱政的动乱征兆。对于安禄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
（《后出塞五首》之四）的骄横表现，杜甫曾多次预言即将发生藩镇叛乱的
危险。除了对安史之乱这个大事变的酿成、发生洞若观火之外，杜甫对于一
些次要的历史事件也有先见之明。如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王朝为了迅速平
叛，向回绝借兵。杜甫对此深以为忧，在《北征》、《留花门》等诗中表示
了他的忧虑。又如杜甫人蜀路经剑门，对那里地势险峻颇怀隐忧。后来，勇
悍善战的回纥兵果然成为唐王朝的心腹之患，形势险要的蜀地也果然成为军
阀割据的巢穴。对于玄、肃二朝出现的乱兆，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
二二、卷二三中曾为之条分缕析，如云：“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
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邪佞进，女宠兴，酣歌恒舞，? .度量
有涯，淫溢必泛，盖必然之势矣”；“借援夷狄，导之以踩中国，因使乘以
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等等，都与杜甫所言者若出一人之口。一位诗人
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所作的预言竟与后代学者的分析不谋而合，这是何等的
远见卓识！
对于社甫的政治才能，历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杜甫仅仅“好论
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并无实际的政治才能。第二种看法正好相反，宋人
郭印称杜甫：“诗中尽经济，秋毫未设施。”（《草堂》，《云溪集》卷三）
朱翌则称杜甫：“凄其忧世心，妙若医国扁。”（《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
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永乐大典》卷八九六弓《灊山集》）
陆游更慨叹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 .后世但作诗人看，
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剑南诗稿》卷三三）清人蒋士铨亦有
同感：“先生不仅是诗人，薄宦沉沦稷契身。”（《南池杜少陵祠堂》，《忠
雅堂诗集》卷二）今天的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杜甫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①
我们认为，历史是不能逆转、假设的，既然历史没有给予社甫以施展政治才
能的机会，我们也就无从判断他到底能否成为社稷之臣。我们的看法是：杜
甫对于政治确实具有相当高明的见解，体现了既深知治本又善察隐患的政治
器识。但是与其说他是一个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宁可说他是一位观察力极
其敏锐的诗人。与其说他对某些历史进程的预见体现了他的政治才能，宁可
说那体现了一种忧患意识。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杜甫曾多次预言叛乱即将被
敉平，预言唐王朝即将出现中兴的局面，②然而都没有料中。所以他在晚年痛
心地说：“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可见他的某
些预言也只是表示了诗人的主观愿望，而不一定是审时度势的结论。既然杜
甫准确地预见到的事变全是国家和人民的祸患，他所提出的政治措施也主要
是对国家祸患的挽救之方，我们就有理由肯定那主要是由于他怀有一种深
52书库推荐浏览： 陈贻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