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沧浪
诗话?诗评》）屈赋对读者的强烈感染力主要来自它所蕴涵的忧患意识，这
里面当然包含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以及美人迟暮的惆怅，但是
更重要的则是诗人对于国家、人民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
两东门之可芜？”（《九章?哀郢》）“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九章?惜往日》）那么，在屈原的时代，楚国是不是已经岌岌可危了呢？
据史书记载，它当时还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国，当时在说
客之间流行着“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见《战国策?楚策一》），
可见它仍足以与秦国相抗衡。即使到屈原沉江五十余年之后，①其时楚已损兵
失地，国势衰微，但秦始皇命老将王翦率师伐楚，王翦还一定要有六十万士
兵才肯出师，从中不难窥见楚国的实力。总之，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
秦国的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濒于灭亡的危险。屈原作品中那种仿佛大难
已经迫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势，倒不如说是体
现了诗人心中的忧患意识，体现了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贾谊生活的汉文帝时代，是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西汉帝国
正蒸蒸日上，日趋富强，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
时发忧世之言。他上疏文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
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汉书?贾谊传》）贾谊的赋虽然没有直
陈时事，但其中充满着悲愤抑郁之情，其忧患的情调是与他的忧国之念完全
一致的。
对于屈原，杜甫怀有深深的敬意。“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
之五）、“骚人嗟不见”（《偶题》）的诗句说明杜甫是把屈原视为文学创
作的典范的。但是我们把屈赋与杜诗相比一下，不难发现它们在艺术上很少
相似之处。就艺术形式而言，倒是李白受屈赋的影响更深一些。这个情况前
人早就看出来了，宋人曾季狸说：“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
虽老杜亦无似《骚》者。”（《艇斋诗话》）黄庭坚更明确地指出：“子美
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
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大雅
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这也就是说，杜甫在学习《诗经》、
《楚辞》这些典范时，主要的着眼点不在于它们的艺术形式而在于它们的精
② 今天看来，《九章》中的作品不尽出自屈原之手，但唐人尚无此疑，杜甫显然是依照刘向、王逸的看法
来认定屈原的作品的。
① 此处从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把屈原卒年定为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王翦伐楚事在秦始皇二十
三年（前224）。
神实质。就《楚辞》来说，这种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深沉的忧患意识。
对于贾谊，杜甫也同样怀有深挚的敬意。当然，杜甫很重视贾谊的文学
才能与政治才能，称曰：“贾傅才未有。”（《发潭州》）但是，真正在杜
甫心中引起共鸣的还是贾谊那颗居安思危的忧世之心：“贾生恸哭后，寥落
无其人！”（《别蔡十四著作》）
与屈骚、贾赋一样，深沉的忧患意识构成了大部分杜诗的基调。我们在
第三章第六节中已经论述过，杜诗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而忧国忧民的忧
患意识就是这种风格最本质的内涵，也是它形成的基础。终杜甫的一生，除
了裘马清狂的青年时代之外，几乎无时不在忧患之中。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
“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山谷外
集》卷一六）后人以为这两句诗“状尽子美平生矣”（俞文豹《吹剑三录》），
当我们读到“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忧端齐终南”（《自
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多忧增内伤”（《入衡州》）、“独立万端
忧”（《独立》）之类的诗句时，浮现在眼前的不正是一位“醉里眉攒万国
愁”的老人吗？
屈原生前为楚国的安危日夜忧虑，在他自沉五十年之后，楚国果然被秦
国吞并了。贾谊生前虽未得重用，但后来“谊之所陈略施行矣”（《汉书?贾
谊传》），他为之痛哭流涕的祸萌终于被朝廷逐一消灭，汉王朝由“文景之
治”进入了鼎盛的武帝时代。而社甫则亲身经历了他所忧惧的巨大灾难，亲
眼看到了唐帝国由极盛转入衰微。也就是说，杜甫与屈、贾的时代不同，其
忧世预言与历史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也不一致。但是杜甫与屈、贾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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