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所说的“比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显然它不可能是指“比方于物”与
“托事于物”（《周礼?太师》郑众注），而应是：“比，见今之失，不敢
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
礼?太师》郑玄注）因为先郑所释的“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法，后郑所释则
含有美刺之义，而元结的两首诗相当古拙，绝无比喻等等修辞手段，其价值
正在于对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舂陵行》末句云：“何人采国风？吾欲献
此辞！”（《元次山集》卷四）可见元结自己也认为他的诗是继承了《诗经》
的美刺传统的。所以杜甫所谓“比兴体制”，正是指《诗经》所开创的美刺、
规讽传统。杜诗中对元结的诗予以极高评价，云：“贾谊昔流恸，匡衡尝引
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又云：“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都
是从元诗的讽喻作用着眼的。杜甫并不反对或轻视陈子昂的“兴寄”主张，
上引杜甫对《感遇》诗的赞颂就说明了这一点，但他进而倡导“比兴体制”，
却弥补了陈子昂诗论的一大缺陷。有两点情况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一，杜
甫在倡导《诗经》的优秀传统时虽然沿用了“比兴”一词，但其内涵要比汉
儒所释更为广阔、深刻。简而言之，汉儒（例如郑玄）所说的美刺是一种狭
隘的功利主义观点，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美是刺，作诗都是为了规谕君主。
而杜甫所倡导的其实是广泛而真实地反映社会、时代的写实，也即恢复《诗
经》中优秀作品的本来面目，社甫的创作实际就证明了这一点。二，杜甫虽
以《诗经》作为写实文学的代表，但事实上他对于汉乐府民歌及建安诗人反
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也一样的重视，他在倡导“比兴”传统时同样做到了“转
益多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主张不但具有较高的理
论价值，而且对当时的诗坛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果说陈子昂的理论为盛
唐诗指明了方向，那么杜甫的理论就是盛唐诗继续发展的指南。因为唐诗在
盛、中之际的变化之标志，正是从以抒情述志为主转变为以写实为主。所以
中唐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人都对杜甫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且在新乐府诗的写
作中主动接受了杜甫的巨大影响。可惜的是白居易等人过分强调了诗歌的讽
喻作用，结果反而从杜甫的理论向汉儒倒退了一步。我们把社甫的理论置于
唐诗发展的过程中予以考察，不难看出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二、文学史观之二：“清辞丽句必为邻”
陈子昂对于以“齐梁间诗”为代表的南朝文学是一笔抹煞的，在南朝诗
风占主导地位的初唐诗坛上，陈子昂的呼声无异是振聋发聩的一声春雷。陈
子昂的好友卢藏用说：“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透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
徐、厦，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
扫地尽矣。? .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 .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
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全唐文》
卷二三八）语虽不无夸张，但确实说出了陈子昂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功绩。
在齐梁之风已弥漫数百年之久的历史背景下，只有矫在过正才能摧陷廓清。
陈子昂对南朝诗歌的批判正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观点，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
的。然而，矫在过正的观点必然是偏颇的。陈子昂理论的偏颇之处在于他在
反对南朝诗歌的浮靡风气时却将其艺术成就也一笔抹煞了。随着浮靡诗风逐
渐退出诗坛，这种偏颇也越来越明显。盛唐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其实已经在暗
中纠正这种偏颇了，例如李白在理论上虽然追随陈子昂的观点，对建安以来
的诗歌均斥为“绮丽不足珍”，但是他在创作中则对南朝诗人谢灵运、谢脁
等倾心学习，且受到鲍照、何逊、阴铿等人的影响，而陈子昂鄙弃不为的七
言诗也在李白笔下大放光彩。①等到杜甫登上诗坛时，距离陈子昂写《与东方
左史虬修竹篇序》已有五十来年了。②在这段时期里，盛唐诗人已以他们的创
作实绩将南朝诗歌的浮靡风气扫除干净，也就是说，陈子昂大声疾呼的革新
主张已经实现。这样，对陈子昂的理论进行反思从而纠正其偏颇的任务就被
历史提出来了。
这个任务是由杜甫完成的。
杜甫既然对文学遗产抱着“转益多师”的态度，他当然不可能对前人在
诗歌艺术上的任何成就轻易否定或置之不理。从杜甫的创作来看，他对历代
诗人在艺术上的成就采取了极为虚心的态度，兼收并蓄，转益多师，这正是
他成为“集大成者”的原因之一。与之相应的是，杜甫在理论上也正面提出
了“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之五）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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