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贡献则在于将诗歌题材由宫廷、台阁扩大到江山朔漠之间，对前朝遗留下
来的淫靡诗风有所抵制。及至陈子昂出，乃大张旗鼓地以恢复“汉魏风骨”
相号召，要求从建安、正始时代的诗歌中汲取力量以开辟唐诗的疆土。由于
陈子昂的革新主张为唐诗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得到后人极高的赞
赏，但是我们在肯定陈子昂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他对前代诗歌在艺
术手段和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显然注意不够，有时还抱有偏见。
到了盛唐，唐诗的鼎盛时代来临了。后人往往认为盛唐诗坛上有山水田
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两个诗人群体，这样概括不太准确，但大致上说出了当时
诗坛上的两种倾向：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的作品极为成功地描
绘了美丽幽静的自然风光，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他们主要是陶渊明和大
小二谢的后继者，而意境的完整和措语的精深华妙则超过前贤。高适、岑参、
李颀、玉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既歌颂了抵抗侵略的胜利及爱国将士的奋勇精
神，也控诉了开边战争的不义及战争对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坏，这些诗交织着
英雄气概与儿女衷情，兼有悲凉慷慨和缠绵宛转之情。这些诗人主要是源于
建安诗人和刘琨、鲍照，论内容之丰富与气概之雄大则后来者居上。程千帆
师用“隐士”和“侠少”的形象来说明这两种倾向，并认为“这实质上也就
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千差万别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
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
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
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
① 详见《贞观政要》一书。即使是最善写宫体诗的虞世南也曾谏阻太宗使朝臣赓和宫体诗（见《新唐书?虞
世南传》），可见这是当时的风气。
面貌。”①这种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的体现者无疑是李白。李白热爱现实
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天性，使他既能热情地沤歌壮丽的自
然和社会乃至心灵中的光明面，又能对一切黑暗、丑陋的现象表示无比的轻
蔑，从而使其作品内涵之丰富深邃超越了王、盂、高、岑等人。同时，李白
那惊人的天才又使他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出飘逸、壮丽的艺
术风格，从而成为“众星罗秋”（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的盛唐诗
坛上最为耀眼的明星。
然而，诗歌史上“集大成”的使命仍然有待于杜甫来完成。如上所述，
五七言诗发展到盛唐已经臻于极盛，但是还没有人对之进行全面的总结。杜
甫之外的盛唐诗人在某些题材取向、某种诗歌样式、某种风格倾向上各擅胜
场，但往往长于此而短于彼，或者竟是能此而不能彼。即使是王维和李白也
有这样的缺点。王维的艺术才能非常全面，对五七言古今体诗的各种样式都
很擅长，②他在题材取向上也没有局限于山水、田园，可是他显然对当时社会
的黑暗面缺乏了解，即使在安史之乱前后也没有写过什么属于揭露和批判意
义的作品。内容的偏颇使他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陶、谢肌的长处，而与其他
风格的前代诗人没有多少关系。李白的视野远比王维广阔，对于唐帝国的政
治日趋黑暗的现象有极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揭露，但李白对南朝诗歌艺术的
看法显然受到陈子昂的影响，《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记载李白说：“兴寄
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徘优哉！”这也许是传
闻失实，但他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中确实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
珍”，这与陈子昂“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之语是俘鼓相应的，这种观点肯
定影响了李白对形式严整、手法工细的律诗艺术作仔细的推敲，当然他那挥
洒自如的写作方式也是原因之一。
杜甫则不然。杜甫对前代的文学遗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十分虚心的态
度，他有诗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
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他对于从《诗经》、《楚辞》、
汉魏乐府、汉代文人五言诗（即所谓“李陵”、“苏武”）、建安诗人曹植、
刘帧、正始诗人阮籍、稽康、南朝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谢脁、鲍照、何逊、
阴铿、庾信直到初唐诗人沈、宋、四杰、陈子昂等的诗歌传统都有所论述，①
既能知其长，也能知其短，②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汲取、借鉴这些长处。元
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
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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