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
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
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
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
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
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
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
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
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
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
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
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
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
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
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
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
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
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
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
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
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
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
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
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
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
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
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
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
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
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
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
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
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
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
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
“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
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
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
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
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
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
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
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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