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是很确切的。因为虚写可以忽略许多细节，可以仅勾勒其大体而不必显示
其个性，而写实就必须刻划出某地真山实水的特点。显然，后者需要更细致
的观察和更雄强的笔力，从而更能体现各地山川的千姿百态而避免笼统、雷
同。我们把杜甫的入蜀纪行诗与李白的《蜀道难》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这
个差别。李白诗中虽然对蜀道之奇险三致意焉，那些充满着想象、夸张的惊
人之语也确实令人叫绝，但是蜀道山川到底是怎样的壮伟，其道路又是怎样
的艰难，诗中并没有具体而细致的描绘。而杜甫的入蜀纪行诗则使读者觉得
“分明如画”（《朱子语类》卷一四○），而且，“如陪公杖屡而游”（鲁
訔《编次杜工部诗序》，见《草堂诗笺?传序碑铭》），这正是社甫的独到
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杜甫的“发秦州”、“发同谷”这两组山水纪行诗
在古代的山水诗中是空前绝后的。诚如李因笃所云，这两组诗“万里之行役，
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由尽，真诗史也”（《杜诗镜
铨》卷七引），这些山水纪行诗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这正是杜甫在安史之
乱爆发前后形成的写实创作倾向的继续。
① 此处借用《文心雕龙?神思》中语，但与刘勰原意无关。
五、成都草堂：平凡事物的美学升华
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一家终于到达成都。成都在当时是天下闻名
的繁华都市，但是对于杜甫来说，他所希望的仅仅是觅得一个能免于饥寒的
安身之所。杜甫先在成都西郊的草堂寺寓居了三个月，草堂寺始建于南朝宋
孝武帝时，在当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寺，所以能有空房让杜甫一家栖身（详
见曾亚兰《成都草堂寺与杜甫草堂》，《杜甫研究学刊》1988 年第1 期）。
然而借居寺庙总非长久之计，所以次年春天，杜甫便在亲友的帮助下自己筑
室了。他在距离草堂寺三里远的浣花溪边觅得一块荒地，芟除茅草，开辟了
一亩大的地基，修筑了一座茅屋，称之为草堂。杜甫又从亲友处乞得许多桃
树、桤木、绵竹等栽种在草堂周围。到暮春时分，草堂落成了。诗人非常高
兴，作诗纪之：
卜居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
下，一双鸂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
堂 成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
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被兵火和饥荒逼得“三年饥走荒山道”（《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
七）的诗人终于有了一处安身之所了！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这是社甫离蜀时对五年蜀
中生涯的总结。自上元元年（760）春至代宗永泰元年（765）初夏的五年里，
杜甫除了代宗宝应元年（762）秋避乱至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
阆中），居留至广德二年（764）月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草堂度过的。诗人
在这五年中写出了四百三十首诗（其中作于梓州、阆州的有一百七十首），
几占杜集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杜甫创作过程中的又一个丰收时期。
这五年天下并未太平。史思明虽于上元二年（761）三月为其子史朝义杀
死，但叛乱直到广德元年（763）初才基本平息，而且藩镇割据的严重形势依
然如故。在朝廷中，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相继专权乱政。外族的侵
扰则比以前更为严重，自上元元年始，党项、吐蕃等不断骚扰边鄙。广德元
年（763）十月，吐蕃攻入长安，代宗出奔。次年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
纥寇奉天，长安为之戒严。唐帝国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杜甫所在的成都也
并非世外桃源，首先，蜀中地近边陲，吐蕃的威胁始终很严重。其次，地方
上大小军阀的叛乱此起彼伏，杜甫亲身经历的就有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
子璋之乱和宝应元年（762）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之乱。象以往一样。动荡
的时代在杜诗中留下了忠实的记录：
光禄坂行
山行落日下绝壁，西望千山万山赤。树枝有鸟乱鸣时，瞑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
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遂州城中汉节
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
宝应元年（762）七月，杜甫送严武还朝，至绵州奉济驿（在今四川绵阳）方
还，适逢徐知道反，道路阻塞，杜甫乃往粹州避乱。这两首诗都作于避乱梓
州时期，前一首写诗人独自行经梓州、阆州之间的光禄坂（在今四川盐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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