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事就是说赵顼是个好学生的各种例子,比如理解力qiáng,能举一反三,尊师重道,上课前给老师行礼,再或者注重仪表,酷暑时节仍然穿戴整齐。等等等等,实在让人很烦。这些要是宣传他是沈阳市铁西区轻工街某小学的尖子学生倒是蛮够。
历代的史学家们应该钻研得更深些,才会挖掘出这人的很多的与众不同处。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自己的人生,看着每件事都有偶然的成分,可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每个人都如此,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宋神宗陛下更是这样。
他即位时的年龄和赵匡胤当年离家出走时是一样的,都在20—21岁之间,这注定了他初期时超qiáng的信心,我命由我不由天,想做什么都必胜!
至于他的xing格,与前五位皇帝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的qiáng硬不屈。赵匡胤抛开不算,他天纵其材,无法估算。赵光义之所以会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是因为在成长期间他哥哥外出游dàng,家里他是老大,没说没管的养成了独立jīng神。
赵恒挺惨,qiáng硬的父亲总会有乖宝宝型的儿子,他的温和宽厚一方面是天xing,另一方面也是从小养成的家教。
赵祯更惨,他妈妈刘娥纯粹就是个bào力型的,赵光义怎么说都是父亲,管外不管内,刘娥可好,每天恨不得28小时监视,各种调教终于成就了一代仁宗……
英宗陛下就不用说了,30年里战战兢兢患得患失,心理早就失常了。这样的人对自己用心太多,身外的事,包括儿子都会放得宽些。
神宗的成长就是这样,一方面环境宽松,一方面教育更平民化。这是个最重要的区别,培养一个皇帝,和培养一个贵族子弟,用的不是同一本教材。尤其是他生长在开封城区里,比赵恒、赵祯都更接近民间。
他知道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于怎么改……那是另一回事。
前因先说这些,看他当上皇帝后最先做了些什么。第一件事,怎样给他老爸送葬。不管赵曙同志这一生活得怎样,他至少是位皇帝,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宋朝皇帝,总不能随便埋了了事吧?那样影响不好,您不孝顺的。对此神宗先把三司长官叫来。
来,查查账,看看我们有多少钱。只见三司搬过来像山一样高的账本,陛下您瞧,这里一笔笔都是进账,都是钱。神宗很高兴,下面的一幕就足以让他吐血。账本里都是钱,库房里却连根毛都没有!
以刚刚过去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为例,年总收入是116138400两,非常好,要知道后来明朝一年的总收入只有几百万两而已,但是支出却是……123043100两,已经入不敷出有赤字了。这还不算完,还有零星的支出,术语叫“非常出”的115021200两,几乎是全年的国民收入总值!
这也就是说,一年的支出是当年收入的两倍。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至于怎么搞成的这样,以后细聊,现在是年轻的神宗捧着脑袋在龙书案上卧倒,绞尽脑汁想办法。
办法只能是节约。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赏钱都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勉qiáng咬牙把这些钱花出去,剩下的神宗紧紧捂住,他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从现在起请大家把裤带勒紧了,国家没那么多钱乱赏乱花;第二,大家做些你们最爱做,最擅长做的事——进言。
每当宋朝有些风chuī糙动时,进言就会发生。有由皇帝提出的,有臣子们自动发言的,内容很广泛,从对外战争、民间bào动、皇帝休老婆、天上闪流星等等等等,有事就可以争论。这一次神宗要求的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
这是篇大论文,其实也是老生常谈,这种课题太常见了。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提出这个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目的。
在这时,没人知道他会是“宋神宗”。
这次进言的焦点聚集在几个人的身上,张方平、韩维、吴奎、韩琦、司马光。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实力、根源。
张方平是实力派,他主管过三司,治理过地方,说财政,他是从仁宗朝开始就稳居前三名的人物。他的奏章里开篇词就石破天惊,提出了钱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钱就没有一切。这和儒家的传统思想彻底对立,接着他又提出怎样省钱。
就是他设计了英宗的葬礼花费,给神宗大大地省了一笔钱。这让神宗很欣赏,只是接下来就熄火了。张方平对国家以后的整体理财思路没有大方针。归根结底,他是个执行者,有各种各样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没有宏观设计能力。
吴奎,是原枢密副使、礼部侍郎,因为欧阳修在濮议之后被罢免了副宰相职位,他升入东府接替了位置。勉qiáng算他是实力派吧,可是从奏章来看,除了文笔差了点,就是欧阳修本人写的。
吴奎一味地qiáng调君子小人,什么帝王只要判断正邪之分,让小人滚远点,君子得高官,那么天下自然就太平富裕了……神宗对此打了个哈欠,爱卿说得有理,下去洗洗睡吧。
韩维是根源派,他是神宗还是王子时的亲信,亲信说的话永远是神秘的,他的奏章可以忽略不记,基本上就是张方平和吴奎的读后文摘,真正的内容是他和神宗背后的jiāo谈,那才是决定xing的。
接下来的是韩琦。首相大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的奏章是一封辞职信。他说,按照惯例,前朝首相负责大行皇帝的山陵事(安葬),事毕之后必须辞职。何况现在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请允许我到地方上养老。
韩琦今年整60岁,花甲之年了,转眼间庆历名臣变白头。很显然,他辞职的背后有很深的潜台词。这几年里他树敌太多了,再不激流勇退,小心没了下场。
韩琦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九月间,以使相身份出判相州(今河南安阳)。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不久的将来他会再次活跃起来。
又剩下了司马光,这永远是个独特的人。事后来看,他在这件事上和上面的人都不同,他留了个心眼。他写的第一封奏章简明扼要,只说了三点。
1,官人;2,信赏;3,必罚。
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每个时代,他都用这六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神宗有点发呆,建于司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种种的神奇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这六个字,但要从这个六个字里找出来生钱救国的办法,好像还需要个向导。实在挠头,皇帝私下里找到司马光,你来点实在的行不?
行,司马光才说出了心里真正的话。他指出国家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已经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最高峰的时候了,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具体数字。
神宗的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司马光准确地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庆历二年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làng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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