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_高天流云【完结】(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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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确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后求qíng,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连大牢里的罪犯都能特赦,何况本朝这时第一衙内高大将军呢?让他官复原职吧。

  多么好的同志,想领导之所想,做领导心里的事。通常这样做了,哪怕先招来的是领导的呵斥,事后也会得到领导的欢心。

  所以最开始时高太后冲着他怒吼时,他仍然不怎么害怕,尽管高太后吼得非常有水平,揭开了宋史里一些没人知道的细节内幕。比如说,当年高遵裕搞垮了西征,神宗当晚绕chuáng叹息,整夜不眠,加重了病qíng。这条史料就是在这时公之于众的。

  可是之后蔡确的心就沉了下去,因为高太后骂完了人、做足了高姿态之后,并没有复高遵裕的职。这才是关键,说明了她一来不原谅高遵裕,二来绝不领蔡确的qíng。

  她记仇了。

  直到这时,谁也不知道她记仇能记到什么程度。蔡确得用一生的代价去做只照明灯,照出她的真面目,给别人提个醒。

  新年伊始,蔡确被罢免首相,贬职陈州。这个处罚是很重的了,从惯例上讲,已经罪责互抵,可以重新做人。蔡确也是这样想的,他在元祐元年早chūn的寒风中走出京城时,心里有失落也有些轻松,看结果,虽然丢掉了首相位子,可也躲开了麻烦漩涡,很不错。

  只是,这才是一个开始,不仅是他的噩梦,更是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高氏的噩梦。不久之后,宽松、仁爱、慈善、文明的宋朝将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qíng理的梦魇世界,谁也别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好日子过。

  qiáng如高太后也别想躲过臣子们的反攻倒算!

  这时旧党一片风光大好,司马光的节奏让新党瞬间失去了党魁,借这个威势,他终于对王安石新法里的核心部位下手了。

  ——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

  这三项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无刻地不在为宋朝担忧,加上十五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资治通鉴》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而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qiáng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找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qíng绪在十五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jiāo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旦得势,就对王安石新法废除得这样凶狠彻底的原因。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五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五天之内完成这个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1/2的根基,居然只给了五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五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jīng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五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qiáng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qiáng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五天,不gān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五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眼看着国家元首、辅国重臣联手发癫痫,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qíng是明摆着的,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蹚这浑水还有意义吗?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xing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gān自己想gān的、应该gān的事。

  章惇。

  他是这时新法集团仅存的宰执人员了,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面旗帜,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rǔ!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你来我往吵了起来。其结果就是章惇捅了一个超大的马蜂窝。从开始章惇就很尴尬,一个年轻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叫唤,那样子简直逊毙了。同时还被不停地打扰,提醒他吵架时要注意风度,以免让垂帘背后的太皇太后不愉快。

  这真是见鬼,居然成了这次国策大辩论的胜负标准。章惇竟然输在了态度上。当年的辩论实录是存在的,实在太长,没法搬上来,我们只看旧党的另一位领袖吕公著的原话,就会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样的刁难。

  ——“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说得有道理,可见对国家有利。在这样的大原则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胜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马光推荐上来的各位言官老大纷纷跳了出来,又有用武之地了,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枢密,想想都让人兴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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