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有“科考”这回事，考中了你就有官做，皇帝每三年一次在京城等着你，你所要做的就只是十几年如一日，或者几十年如一日，把考试内容复习复习再复习（反正就那么几本东西），于是官服和银子（还有美女）就都会从天而降准确地砸中你。
但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
是，但也不是。一切都得看你出生在什么时候。如果很不巧，你生在了隋朝以前，准确地说，是那位以空前绝后的速度败光家产的隋炀帝杨广之前，那你就惨了。那样如果你想当个官为国效力的话，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你一定要事先跟阎王爷拉好关系商量好，让你投生到某些极少数的贵族豪门家的贵妇肚子里。唯此一途，再无他路。
隋之前，所有朝代均一片绝望，直到魏晋时期才稍微开明了一些，那时有个制度叫“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就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很烦是不是？嘿嘿，如果你身临其时，就绝对不是一个“烦”字可了得了，你得时刻小心后面那个“中正”。
中正指的就是国家派出来评定你到底是哪一品的人，但要命的是，他用什么来衡量你呢？用“状”，即对你这个人的道德、才能、家世等的总评价。举个例子吧，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时，就是这样说的——天材英博，亮拔不群。
就这八个字，此人一生就此平步青云，可以荣幸地为国cao心费力了。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每个人都梦寐以求地想被别人“状”一下啊。
到了隋炀帝杨广时，笼罩在全体平民百姓头顶上的那块终身、世代只能做被压迫者的乌云终于裂开了一丝丝的fèng隙。这个敢于也乐于为天下任何事之先的皇帝下令，出人头地要公平，谁有能耐谁出来，大家可以公平地下场考试。
但是这很可能只是他众多的心血来cháo式的新làngcháo运动中的一个小cha曲，没怎么认真实施，何况他的国家又倒得那么快……但是这都被天可汗李世民记住了。
唐朝才真正开始了科举，可是非常遗憾，不管伟大的唐朝人喊出了多么响亮的口号，如——广开才路，豪庶平等。可真正实施起来却完全走样。有一个统计，唐代状元共有二百五十一人，能查出名的有一百三十九人，其中能查出家世的有七十四人，这七十四个人里，出身官僚家庭的六十九人，占92%，而且其中家世较显赫者就有五十九人，占79.73%。出身相对“寒素”者仅五人，占8%。
那些家世显赫的人都是什么家世呢？其中“皇家宗室”有4人；孔门之后有五人；当朝宰相的子、弟、侄、孙、重孙等二十人；一般官僚家庭出身的状元十人等等。
明白了吧？这就是唐朝的科考，其实就是上层社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是上层社会中的平民一族从传统豪族手里分权，跟广大的劳苦百姓根本不贴边。
这让根红苗正的真正平民赵匡胤很愤怒。
有观点认为自从五代之乱，华夏辉煌灿烂的文明从世界的巅峰开始了下滑。但是有一点，如果从科考制度的演变上来看，这反而是好事。
站在历史进步的角度上说，五代之乱，以及之前的两晋的破灭，让中国的社会结构彻底变化，把之前一直牢牢压在民众头顶，生下来就有权吃喝玩乐、祸国殃民的豪族门阀一一推翻打倒。取代他们的，是唯力是视的藩镇qiáng人。从此，人们再不重视出身，只有凭着自己拼手抵脚、从低到高、一路攀升，踢开所有竞争者，昂首站在广阔天地间的真豪杰才能让人真心地尊敬。
比如刘知远、郭威、柴荣还有赵匡胤。而他们，更加清醒地看清了眼前的世界，把为国选材的目标定向了广大的平民百姓。
有宋一代，从赵匡胤开始，不许任何宗室、官宦的子弟下考场，并且废除了公荐制度，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官相护，科考舞弊的可能。据记载，只有在北宋的末年，徽宗的儿子赵楷才参加了科举考试，这是极其特殊的例子（没办法，他爸就是那么的好玩嘛），他在糊名阅卷的qíng况下被定为状元，拆封后还是被换了下来。除此以外，没有一例当朝宰相的直系亲属入考，考生里连有直系亲属任四品及以上官职的都非常少。
环境变好了，那么作为一名应届考生，具体要怎样考呢？
非常简单，远没有后来的明清科考那么复杂烦琐，最初只有两级考试。第一级，你要在各州举行的取解试里过关，然后就可以进京到礼部报到，这里是省试，就是第二关。一般来说，省试考中，你就万事大吉了。可是赵匡胤在开宝六年，也就是后来的公元973年觉察出了问题，他决定亲自当考官，来自己选取真正看得上的人。
这就是殿试。
从此以后，历朝历代，殿试都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等级，也就是最后一关。只要殿试也成功，就可以把吏部踢到一边，直接去当官。而且从此你的身价倍增，成了天子门生（再次qiáng调，是皇帝考了你），所以再也不必（更不许）去认主考当老师，更不许再去拉同年当同伙，免得一辈子互相勾连，去拆皇帝的台。
这样的考试三年一次，考的内容也非同小可，绝不只是人们常规意识里那几本千年老书。从唐朝开始，就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等五十多种考试分类。
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了唐、宋两代科考的主要科目。其中进士科尤其是重中之重，唐、宋间大部分宰相都是进士科的优胜者。
为什么呢？因为“明经”实在是个既可笑又讨厌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填空题。把古文经书两边盖好，中间空出，能填出来你就过关，再稍高一点的就是“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进行标准的解释，其实只要你记准了经文的注释就成。一切纯属死记硬背。
而进士，不仅要考你诗词歌赋，还要你写时文论政，那可都是真才实学，还得临场发挥。所以才值钱。但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变得不切实用了。等到宋朝那位无视一切牛鬼蛇神以及祖宗家法，甚至天地神明都不在话下的qiáng人出世的时候，进士科就变成小儿科了。
因为问题很明显，而且无比的尖锐——谁规定的，会作几句诗就能管理好国家？正如赵匡胤当年所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但那都是后话，这时所有的人都努力吧，读书才是硬道理。你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且全中国的人，我再次qiáng调，指的是所有出生在中国的人，都知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huáng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吧？
请看原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huáng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yù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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