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去找！我等着要。”
那就不敢故意耽搁了，去不了半个时辰，小李笑嘻嘻地捧来一个手卷，说是在昭仁殿找到的，展开来看，是极细的工笔，千花百草，金碧楼台，远比诗集上木刻墨印的插图，更为动人。
皇帝从头到尾，细细看完，靠在椅子上发愣。从他迷惘而微带兴奋的眼神看，小李知道皇帝一定会先提到修园子的话，故意不去理他，管自己去卷起手卷。
“不忙收！”皇帝指着画说。
“是。”
“你查一查，当时洋人烧圆明园的时候，看守的人是谁？”
皇帝向来性急，所以又加一句：“赶快去查！我等着。”
这可让小李作难了，他不知道从那里去查？时已入夜，宫门下钥，不然倒是找着内务府的人一问，就可明白。此刻只有在文件中去查了。
于是把《咸丰实录》取了出来，翻到英法联军内犯的咸丰十年八月，一页一页往下查，终于找到一条线索，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有个奏报圆明园被焚的情形的折子，小李随即又到敬事房找到原折，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明善，遵旨照料圆明园”。而文丰在八月二十二日，“夷匪”火烧圆明园时，已投福海殉难。
“照这么说，知道当时情形的，只有一个明善了？”
“是！”小李答道，“宝中堂大概也知道。”
“不用找他！”皇帝连连摇手，“你明儿一早传旨，等我下了书房召见明善。”
小李答应着又问：“万岁爷是垂询什么？要不要预先告诉他，好教他先预备着？”
“我问问他，当时是怎么烧起来的？是不是全烧光了？如果要修，先修那儿？”
小李一听这话，此时就不必再多说什么。第二天一早趁皇帝在养心殿跟军机见面时，赶到内务府，径自去找明善，陈述了旨意。同时揣测皇帝的意思，告诉他不必跟宝鋆说起，这也就是要瞒着恭王。明善自然会意，暂且连同官面前都不提，等召见过后再说。
※ ※ ※
这一次召见，费了两点钟之久。明善回到内务府，先找掌印钥的崇纶，关起门来，把皇帝的意思告诉了他，说是已经决定兴修，奉旨先秘密查勘，该先修何处，后修何处，那一笔款子可以挪用而不致引起恭王等人的反对？商量好了，“递牌子”请见面奏。
崇纶早年是能员，如今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很想明哲保身，安分当差，而且经得事多，看出眼前的财力物力，都还不能兴这件大工，所以内心颇不以此事为然。但如率直表示异议，首先得罪了皇上，其次得罪了慈禧太后，最后还要得罪内务府的同官及属下，因为那些人无不兴致勃勃，认为发财升官以及巴结太后、皇帝的大好机会已到，倘或兜头一盆冷水，未免太杀风景，自己这个掌印钥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十有八九不保。
为此，他口中所说的，便与心中所想的不同，“皇帝既有旨意，咱们不能不仰体圣心，尽力去办。”崇纶说到这里，拱拱手：“这件大事，必得仰仗贤乔梓，多多费心，多多偏劳。”
“不敢，不敢！”明善谦谢着，“咱们还得请大伙儿一起来谈一谈才好。”
“好！”崇纶立刻同意，“今儿晚上在我那儿聚会。”
说着，马上叫进一个笔帖式来写知单：“即日申刻，洁樽候光”，下面就开名字。内务府大臣在崇纶以次，按资历次序是春佑、魁龄、明善、诚明，接下来该是弘德殿的“谙达”，以户部右侍郎兼任内务府大臣的桂清。
“慢着！”明善拦住那笔帖式往下写，抬眼跟崇纶商议：
“我看，不必通知桂莲舫吧？”
桂清人如其名，以姜桂之性，有清正之名，一到内务府就不顾同官的面子，参劾内务府司员跋扈擅专，以致崇纶得了“降二级留任”的处分，其余春佑等人因为对司员擅自添注的文稿，“不加查察，随同画行”，各罚俸一年，所以跟同官格格不入。
崇纶心里在想，此事如果教桂清与议，他一定独唱反调，会弄得满座不欢，而且以“弘德殿行走”的身分，为皇帝讲授满文时，说不定会相机进谏。说起来是在崇纶家集议，得知其事，不但奉密旨的明善会受斥责，自己或亦不免为皇帝所迁怒，所以接纳了明善的建议，不请桂清。
到了这天散值，各自回家换了便衣，准备赴约。这是京城里第一等的阔人聚会，象临潼斗宝似的，各人都带着新得的古董、珍玩，或者罕见的字画赴会，相与观赏品评一番，然后开宴入席，手把酒杯，细商大计。
说是细商，其实也等于闲谈，话题越扯越远，一直谈到乾隆年间，如何每南巡一次，便仿照江南的名园胜景，在圆明园改建。这样到了席散，只谈出一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不谈也不要紧，那就是由明善先勘查了目前的情形再说。
过不了两天，明善找了一批司官、工匠，出西直门往北，直驰海淀，去勘查残破的圆明园，费了两天工夫，走遍了总名圆明，实际上有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的每一个角落。三园中除了最有名的“四十美”以外，还有上百处的景致，而勘查结果，还象个样子的，只有十三处。
勘查虽有结果，复奏却还不到时候，因为不能只说一句“尚存十三处”就可了事，这十三处座落何处，是否相连？如果迁就这十三处来修，是如何修法，工款几何，款从何而出？
不能详详细细奏报，总也得说出一个大概来，所以须得好些日子才能复奏。
好在皇帝这一阵子也无心来问到此，各国使臣觐见一事，搞得皇帝烦透了。每次召见军机，一谈到这上面，便有许多他不爱听的话听到，不是说日本的由“外务卿”出任“全权公使”的副岛种臣，态度傲慢，诸般要挟，就是说英法有兵船开到上海，如果使臣不能入觐，恐怕会兴问罪之师。皇帝年轻气盛，总是咄咄逼人地问：主人不愿见恶客，为何不能拒之于门外？而每次问到这句话，都不能得到什么确实的答复。无可奈何，只有让总理衙门跟各国使臣磋商，见是迟早要见的，日期迟早，只看在礼节上能不能争得“顺眼”些。
当然，恭王跟文祥比皇帝更觉心烦，一方面受皇帝的诘责，一方面要应付各国使臣，而额外还要安抚“清议”。朝上茶余酒后的放言高论，还可以装聋作哑，表面不理，暗中疏通，但公然上了折子，对那些“义正辞严”的责备，就不能当作耳边风了。
折子是翰林院编修吴大澂所上的，他是同治七年的庶吉士，三年教习期满，留馆授职编修。因为不是“日讲起注官”，所以奏折由翰林院掌院学士代奏，措词相当委婉，一开头先拿恭王及李鸿章等人恭维了一顿，但提到入觐礼节，话就说得很硬了，“我国定制，从无不跪之臣，若谓宾礼与外藩不同，必欲执泰西礼节行之于中国，其势万不能行。夫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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