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说，严修跟杨度都大感兴趣，因为天下皆知，戊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如今由当事人亲口道来，自非道听途说可比，所以都凝神静听。
“这胡衍鸿，我很佩服他！他说康有为一变再变，自欺欺人，一点不错。康有为前后有‘五个退化’。”
所谓“五个退化”是胡衍鸿的批评：“康有为初时，说要创一个大教。他见中国用孔子教，几千年人心晦塞，民气奄弱，他说弟子之不肖，未必因为师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纯，现时中国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诸教的精义，融造参合起来，做一新教。平心论之，康有为此时志气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号‘长素’，争长素王，语虽狂妄，志气之高确不可及。”严修问：“‘退化’
何说？”
照胡衍鸿的说法，康有为由监生中了举人，“打动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气上是退化了一级。不过他讲民主，也讲民族，说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亦未足为非。
及至由举人中了进士，去民远而去官近，大谈立宪，这立宪自然是君主立宪，无形中变成“保大清”，志气上又退了一级。
到得上书言事，“屡蒙召见”，康有为论调又一变，“竟反背前日的话，以为实在连议院也可以不必开，宪法也可以不定，有这般的好皇上，但求讲变法够了！”这样，志气上岂非又退一级？
戊戌改变后，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结果变做保皇。”胡衍鸿的词锋很锐利，他说：“勤王、保皇本应该没有分别，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驾入清君侧，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说着勤王就该马上去做，若是皇上没有危险，也不必去勤他。”
接着胡衍鸿又说：“保皇却不然，不必兴兵动众，只须集些钱财，不论何时何地，皇上没有危难，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难，我也是这样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这里，天涯地角，两不相谋，也是一样保法。康有为变到这个主义，要算他目前归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
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
“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度的话说：“康有为这‘五个退化’
之中，变法一说，倒是无意中搔着了痒处，连张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动心。翁师傅器量狭一点，不过想致君于尧舜之忱的忠爱之心，是万无可疑的，大概他对康有为的论调，也觉得不失为救时的良策。不过，翁张两公，都是读通了书而不免天真的人，以为王安石的变法不错，错在用非其人，鉴往如今，康有为之言可用，康有为其人不可用！所以，说翁张两公曾荐过康有为，是康梁一党造作出来，自抬身价的活，其实是不会有的事。不过，既赏其言，不免要谈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会了解‘师傅’的苦心，贸然传旨召见康有为，翁师傅总不能说，康某心术不正，不宜召见。只好支吾其词，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对师傅有了意见。否则，以大行对翁师傅之亲密，当时只要出死力争一争，孝钦显皇后难道就不念两朝帝师的旧情？”
严修一面听，一面不断点头，听完说道：“宫保此论，精辟之至。说翁师傅曾举荐康有为，我亦不信。翁师傅很想有魄力，实无魄力，就算真的赏识康有为，亦没有胆量去荐他。”
“再说，”杨度接口：“翁师傅岂不知康有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师傅头上。此人名心甚炽，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带诏’行骗就可知道。”袁世凯紧接着说：“不但衣带诏无其事，就是所谓‘两奉密诏’亦不尽不实，第一道朱谕是给四京卿的，与康有为无干。而且到底有没有这道朱谕，亦是疑问。”
谈到这里，是个叩问戊戌政变的好时机，杨度不肯错过机会，且趁势问道：“怎么，不是说谭复生去访官保时，曾经出示朱谕吗？”
“不是！”袁世凯想了一下说：“这一重公案，我受谤已久，不妨谈一谈当时的真相。”
据袁世凯说，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进京后，八月初一召见，即有上谕以侍郎候补，专责练兵。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海淀旅寓，要求他杀荣禄并派兵包围颐和园。出示的朱谕，乃是墨笔所书，大意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等另议良法。”
于是袁世凯表示，既非朱谕，亦无围颐和园、杀荣禄之说。谭嗣同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所过录。”袁世凯认为变法宜顺舆情，末可操切。而谭嗣同则颇为激动，以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须杀尽老朽，方可办事。当夜无结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见，袁世凯陈奏，变法尤在得人，须老成持重者襄赞主持，并曾推荐张之洞，皇帝颇为动容。
“两位请想：康有为叫谭嗣同来劝我造反，而且这样子造反，决无成功的可能，只会害死皇上，我能听他的吗？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荣文忠密谈，荣文忠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已奉懿旨进京，这个位子就归你了。’原来杨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经跟荣文忠商量好了。我想，照此光景，皇上是已经让康有为害了，无端拿我去蹚了一趟浑水，真是从何说起？事到如今，我只有表明心迹，我说，‘今日之事，皇上的处境很危险。如果皇上有什么，我难逃嫌疑，唯有一死而已！’荣文忠拍拍胸说，‘皇上决计无他。其余臣子，可就保不定了。’这几年颇有人不谅于我，两位请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件事我除了告诉荣文忠以外，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
照他的说法，自然无瑕疵可指摘。不过传说当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皇上曾写给他一道朱谕，这一点他略而不提，即成疑问。只是严杨两人都不便追问下去了。
“我这次祸起不测，看透了炎凉世态，回到河南，很想在苏门山中，筑室归隐。不过，世味虽淡，到底也有忘不了的事，亦可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即如两公的高谊，就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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