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雁翎这时也插嘴说道：“是的，你如果只是想传达一个意义的话，观众是听不进去的。必须要把这个故事打磨得非常好看，观众才会敞开心门去听你讲这个道理。在创作时，陈导其实并没有过多地考虑社会价值。因为在选取这个题材之时，社会意义就已经存在。”
李秋婷点头：“塑造人物和深挖社会议题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在具体的创作上，还是会有打架的时刻。《我不是大英雄》的结尾，程勇被抓，受惠于他的病人们站在路边，上演了一场‘十里长街’的戏码。故事最终指向了平民英雄的自我救赎，而非对医疗体制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浪漫主义的笔调看似和现实主义气质相悖，但并不是，他从来没想过什么主义。所谓的‘主义’永远都是电影出来以后，别人给它贴的标签。陈导说过，作为导演，不管用什么手法，都只想拍真实、好看、能打动人的故事。”
主持人好奇问道：“听说秋婷和陈导是很好的朋友，又听秋婷这么说，那么这部作品在创作过程中，陈导是不是跟秋婷有过很多探讨呢?”
李秋婷脸上现出神采，笑道：“从剧本开始，陈导就找我们几个人讨论了。最开始的时候，杜导演是有些反对剧本里的程勇身份定位的，他建议把程勇设定为一个慢粒白血病患者。陈导演没有听从，他认为陆勇最大的魅力恰恰在于他就不是个病人。如果他是病人，他的动机就是自救和挣钱，最后再救人，那么这个人物弧光就会非常小。”
一旁的杜雁翎很苦逼。
天地为鉴，我没有参与过啊。
我连打酱油都算不上，临时被抓来当的壮丁。
不过他心里还是非常高兴来着，因为这是镀金的好机会啊。
镀完这层金，回去后有很大机会进军电影圈。
不是每一个导演都把电影圈当作最终目的地，但杜雁翎肯定是一个以拍电影为目标的导演。
田晓生和郝健的风光，他看了心痒痒的。
主持人问杜雁翎：“杜导演，我看完《我不是大英雄》，很好奇，这部电影有反派吗?”
这个问题不止主持人疑惑，很多观众也疑惑。
谁是反派?
走出电影院，大概很多观众都会思考这个问题。
杜雁翎照着脑海里的剧本说道：“影片中其实没有一个坏人，但对比代表弱势群体的程勇一方，瑞士药厂的医药代表似乎有些面目可憎，卖着高价药，贪婪又无情。但药企真的是坏人吗?一个电影里总会有一个‘反派’出口。你得有一个让观众喜欢的人，也得有一个让观众不喜欢的人。但是不喜欢不代表他坏。”
主持人忧心忡忡说道：“现在医药界有部分人对这部片子产生质疑和不满，杜导演你们考虑过吗?”
杜雁翎有些歉意说道：“我承认这样设计确实有商业层面的考虑，真正好的电影应该做到没有人错。这里我声明一下，医药代表其实并不是反派，而是因为立场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对立面。”
这时，李秋婷说道：“《我不是大英雄》的剧本还在写的时候。其中一稿剧本，我跟陈导商量过，想把反派设置成黑社会，陈导反对，如果反派是黑社会，这就变成打黑的故事了，这事好像不是那么个指向。它最后的问题是什么?背后真正的利益集团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还是一个具体的事物?为此，李隆基导演也参与进来，我们三方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纠结到最后，结局是，那顶模模煳煳的‘反派’帽子被扣在了瑞士药厂的医药代表头上。准确地说，是把医药代表设置成了主角的对立面，因为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杜雁翎也说道：“故事里并没有反派，警察、法官、医药代表……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
李秋婷笑道：“除了医药代表，影片中另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张长林，本来是反派，杜导曾建议把他翻转成‘好人’。陈导同意了。你们去影院看看就知道了，张长林前期为了利益，甚至威胁过程勇要告发他，但后期随着境遇的改变，他在审讯室最终没有供出程勇，而是留下了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狂笑。”
杜雁翎努力回忆剧本，接着李秋婷的话侃侃而谈：“陈导说过，电影是建筑学。其中的悲剧则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不是大英雄》有AB两面，以那场重要的火锅散伙戏为转折点，前半段黑色幽默，后半段催人泪下。和用心刻画人物性格一样，影片中所有大大小小的笑点和泪点，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李秋婷点头：“我觉得电影不只是文学，也是建筑学，非常需要理性的平衡。怎么吸引观众在电影院看两个小时?就是把每个笑点和泪点都打好位置，再反复去验证。《我不是大英雄》在散伙戏之前大概有四五十分钟，陈导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得2!3分钟安排一个小笑点，5分钟安排一个大笑点，穿插进行，就像一条公路上的加油站一样。”
杜雁翎说道：“搞笑是演员自带的，幽默很多时候是靠情节的反差带来的。大笑过后，便是沉重，甚至虚无。影片后期的泪点，很多都能在前期的笑点里找到对应。比如刚登场时戴着三层口罩，说着‘吃个橘子吧’的吕受益。当他后期生命垂危卧床不起时，‘吃个橘子吧’就成了泪点。想让观众认真为这些角色痛心，那只能先让观众爱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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