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有了案件，我都会第一个冲在前面，第一个找到线索，第一个抓住罪犯，我可以不眠不休工作七个昼夜，可以在危机重重之下直捣敌人的老巢，可以迅速抓住罪犯的弱点，让他们当堂程供。
一开始，有人以为我这样拼命，是为了博一个璀璨的官途，有几个不长眼的总给我使绊子，但是后来他们慢慢发现，我这样拼命，只是单纯地为了拼命而已。
我心无他，唯求一死。
但是偏偏我的运气又出奇地好，每一次都能死里逃生，而且我的枪法就跟与生俱来的一样，快如闪电，动如惊雷，指哪打哪，百发百中。
他们自认为做不到我这样视死如归，也没有我这样的运气，更不可能把所有的生命和精力都献给这份光荣的事业，便逐渐打消了那些龌龊的念头，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我的行事作风中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果决与残忍。
当刑警的第一年，我第一次与歹徒近身搏斗，歹徒的刀尖划破了我的眼皮，差点把我弄成瞎子，我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躲到后方等待救援，而是睁着冒血的双眼，反手抓住歹徒的刀柄，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第二年，在与毒枭的火拼中，子弹洞穿了我的心脏，我没有像电影中那样倒地身亡，而是冷静地在冬季刺骨的寒风中脱光了自己的上衣，用衬衣缠紧胸口，然后带着满身满脸的血，冒着枪林弹雨，翻身冲入那栋破旧的楼房，把躲在里面的歹徒逐一射杀。后进来的同事看见我，都觉得自己见到了修罗。而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之后，又带着未愈的枪伤绞杀了另一批从东南亚潜入内地的毒贩。
第三年，一个在全国作案的特大人口贩卖团伙被我们追得鸡飞狗跳，最后，残余的歹徒被逼到四川境内的一处悬崖上，人贩头子拿人质做挡箭牌，威胁我们放他们一条生路，不然就把人质全部推落悬崖，我没有跟他们任何废话，避过人质，手起枪落，打碎了十二名歹徒的头盖骨，让他们留着未说完的废话下去跟阎王谈判。
当然，领导对我一言不合就拔枪的行为又进行了不疼不痒的口头警告，不过鉴于人质没有受到半点伤害，人贩子又罪大恶极地伤了我们好几名同志，我非但没有被降级，还被破格提拔为了一级警督。
第四年，我接到一个绝密的反间谍的任务，我通过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侦查，锁定了目标对象，不料警局里出现了内鬼，那间谍知道了我在查他，胆大包天地约我在一间装满□□的密室里会面，企图对我威逼利诱，让我与他同流合污。
我泰然自若地赴约去了，然后在他拉响引信的前一秒一边默念领导的谆谆教诲一边打断了他的手脚——而不是结果他的性命。那间谍没料到我出手如此果断狠辣，惊恐称我为“魔鬼”。等我回到局里，查出那个内鬼，当场废了他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从此局里的同事见了我，都有一种扭头要跑的冲动。
第五年，南阳甚至整个河南都没有再发生什么值得关注的大事，甚至——据说由于我的赫赫凶名——这个地区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景象，犯罪的踪迹仿佛一夜消失，连火车站的小偷小摸都收敛了不少。
我无事可做，便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电信诈骗。但是电信诈骗作案分子的危险程度和那些大毒枭们完全没有可比性，虽然需要花点心思追踪罪犯，但找到罪犯后他们束手就擒的样子实在挑不起我的兴致，我在一口气端了上百个诈骗窝点之后，梦游症越来越严重，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我每天举着血淋漓的手腕请求上级给我布置几份最危险的任务。
我的领导感觉压不住我这修罗场一样的气势，同事们也整日生活在战战兢兢里，于是他们同心协力，拼命向上级举荐，把我调离了南阳，调到了省会。似乎为了弥补我心灵的创伤，再一次对我破格提拔，我成了二级警监，官居正处长之职。
第六年，河南省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凶手还嚣张地留下了相同的标记，挑衅河南警署。河南警署侦查了半月，没有丝毫进展。案子程到我桌子上来，我顿时兴致倍增，准备亲自接手这起案件。但是，令我大跌眼镜的是，那凶手不知从哪里得知办案的人变成了我，竟然连夜坐火车回到河南，涕泪横流地到警察局自了首，还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百多页A4纸的忏悔书。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居然哭着说：“顾处长完全不给人说话的机会，被捉住了就要当场射杀，让人很没有成就感。”于是我耐心地听了他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法，然后亲自毙了这个变态。那些泄露我查案消息的人被我一人赏了一记耳光，然后领了处分，去大街上扫了两个月的公共厕所。
省会的新同事大概是听了南阳的那些传言，又亲眼见证了这残酷的一幕——有几个还是被罚的当事人——对我也是又敬又怕，好像一不留神我就会要了他们的命。
省会的新领导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如今他年岁大了，许多事都不会亲自出马，每天除了布置一下任务，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和其他领导大谈□□势。他对我这种没有案子就发疯的人非常不能理解，多次劝说我给新人一个立功的机会。第十次劝说无果之后，他和下属一拍即合，决定齐心协力把我送到中央，让我远离他们这片本来晋升机会就不多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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