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不得床前的人，不记得任何事情，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我只感觉到头痛发晕，口干舌燥，很想呕吐。
我想坐起来，却发现我好象刚刚跑完一个很长的越野赛一样，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所有的肌肉和骨骼都酸痛难忍。
我尝试了两次，都没坐起来，后来是别人扶我坐起来了。
当然，我还享用了一顿很丰盛的营养美餐。
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度过的。
就好像一个没有历史和记忆的新生儿，坦然而新奇地面对这个世界。
晚上，我睡得很安稳、很踏实。
第二天，徐大夫通知我中午接受治疗，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单独在病房里待一个上午了。
我一个人站在病房窗户的边上，看着病区外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杂货摊子。
有一个穿着非常土气的中年男子，在守着那个摊子。
天气好冷，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戴着一副黑色的手套，手里拿着一个柳条编成的大簸箕，迎着风簸着很多种分装在不同位置上的口味迥异的瓜子。
他的神态特别认真，一点点簸，一点点择，一点点装。
似乎每做一次重复性的工作，他就会特别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簸干净的瓜子，犹如画家注视着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最得意的油画作品一样。
中午有两个人来看望我，我看这其中的那个女孩子很面熟，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谁了。
她哭了，哭得很伤心。
后来我才想起来，她是马红芳，但是我却仍然没有表现什么。
更着他一起来的那个既高大又英俊的男孩子，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他是谁了，但是我却可以肯定她绝对不是马红芳的男朋友。
也许是张新面孔？我没理会太多，却慢慢回忆起霆的死和我的入院。
中午我又作了那种治疗。
傍晚醒来的时候，却看见中午来看我的那两个人在我的床前，医生护士却不见踪迹了。
马红芳哭泣着，那个大男孩也在哭泣。
我惊奇地看着他们的哀伤，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却仍然只是想要呕吐。
等我俯身在痰盂里吐尽了几乎最后一口绿色的胃液和胆汁之后，几乎快要虚脱了。
徐大夫来了，在马红芳和那个大男孩的一在恳求下，徐大夫却无动于衷，还是倔强地将他们赶出了病房。
剩下我自己，躺在床上发呆，盯着雪白一片的天花板，保持着自己头脑里的一片空白，根本就是无意识的发呆，什么都想不起来也不用去想，仅仅是发呆而已。
每天在做治疗之前，我就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来，但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和场面。
但是我的情绪却明显的好转了许多，因为没有记忆，所以就没有了痛苦和忧伤。
我开始说话，并且还合同病房的病友嘻嘻哈哈开玩笑。
虽然如此，但是我仍然经常会对床头柜里的那两本影集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看着里面我和另外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在很多地方的留影，实在是有些似曾相识、却又无从记起的感觉。
就这样过了三四天的光景，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一切都改变了。
那也是一个下午，我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看到马红芳和每天都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大男孩。
我已经可以记住他们了，但是却对以前的事情没什么很全面的回忆。
看见我醒来，那个大男孩好像很高兴似的，她让马红芳给我一些可以记起他的提示。
马红芳着才对我说这个大男孩叫王炜健，曾经是一名依仗兵，贵州人。
退伍后自己来到北京寻找发展机会，现在在一家模特公司供职。
据马红芳说他曾经和马红芳的男朋友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也自称是只对男孩子“感兴趣”的那种人。
马红芳就谈起我是她的老板，也是这种只对男孩子“感兴趣”的人，而且有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
于是王炜健就很感兴趣，几次要求马红芳带他跟我和霆见个面，所以在后来的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在马红芳的介绍下，在酒吧里见过我和霆。
并且非常崇敬和赞叹我和霆的爱情。
他是在听马红芳说起我们现在的遭遇之后特地来看望我的，希望我能振作起来。
整整一个下午，在马红芳的提示下，我的记忆开始恢复，我再一次开始痛苦和悲伤。
但是我理解马红芳。
在她看来，我的精神失常一直以来就是没有思维和记忆，所以医生的治疗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善。
我听马红芳说，中午的时候，他们在治疗室外面看见了我接受治疗的过程，他们说简直是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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