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声嘶力竭地大喊了一声之后把他们就吓呆了，然后我浑身变得僵硬，疯狂地抽搐，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当时的状况太惨了，他们差点跟医生打起架来。
然后他们就要求在观察室跟我单独见面，尝试让我恢复记忆，并且要求停止对我继续进行治疗。
我已经明白了一切，但是我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我知道，这种别人看来恐怖万分的电休克疗法对于我自己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痛苦，但是却非常有效地让我可以暂时地失去全部记忆。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让我不再忍受痛苦和孤独的煎熬，傻乎乎地生活在婴儿一般的纯真年代里。
我甚至开始不愿放弃这种治疗方法带给我的安详和快乐。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眼前的这两个人，他们很认真地想要说服我，只要我同意，我就可以离开医院，不再接受治疗。
那个大男孩甚至认为不管我是不是同意，都必须离开这里，因为在这里住下去只能被那些可怕的医生控制思想，变成没有思维的傻子和奴隶。
我知道我必须给他们一个肯定的答复，不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于是我肯定地告诉他们：“我喜欢这里，这里没什么不好……”他们显然是失望了，离开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相互拥抱着慢慢离开。
我在窗户上目送他们两个人远去，心里却因为恢复了对霆的记忆而一阵阵伤感涌上心头。
天气越来越冷了，北方的天气总是这样，乍冷乍热的，好像季节的变换，总是在人们不经意地打个盹儿之间就完成了。
周勇也来看过我一次，但是并没有按照他们拟定的计划那样，轮流来照看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马红芳来。
有的时候，她会带她的男朋友来，有的时候会和王炜健一起来。
不管什么人来，我都装作没有记忆或者清晰的意识。
虽然表面上如此，但我的心里却慢慢开始回忆起所有的事情了。
治疗仍然在进行，除了电休克疗法，医生还经常会和我谈话。
也许医生已经知道了我的全部经历，在谈话中，他总是安慰我，让我消除负罪感。
他总是鼓励我把自己能够回忆起来的事情说出来，并且告诉我同性恋的人很多，不能算是一种病态，不要害怕和感到羞耻。
他说，倾诉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他会替我严守我个人的所有秘密。
他说，倾诉也是一种放弃，一种发泄。
人可以通过倾诉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和包袱，让自己重新充满活力，变得开朗和自信。
他总是很耐心，用诚恳的眼光看着我，握着我的手。
但是我也许让他感到遗憾了，我下定决心什么都不说。
他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信心，甚至每天花更多的时间在我的身上，甚至从西方的经典名著到时下的流行音乐，从金钱到人生的价值观、贞操观，什么稀奇古怪的话题都谈。
我虽然心里非常感谢他的用心良苦，但是我却仍然感觉到孤独。
我明白，这种理解和宽容实在是太有限了，也许仅限于此时此刻？也许仅仅属于成功和辉煌的我？仅仅属于把爱情幸福和稳定维持下来的我？而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一无所有。
人们甚至会因为我曾经接受精神病医院的治疗，把所有的同性恋都看成是精神病患者。
在这些人眼里，人的生命不再平等和值得尊重。
也许真的是那种所谓的“去个性化的责任分散”在起作用，让所有的人都变得疯狂而狂躁。
同性恋、艾滋病、吸毒、妓女和MB全部混为一谈，并且无一例外的成了被鄙视和镇压的对象。
似乎不将他们全部赶尽杀绝，人们就无法平静下来。
在挫骨扬灰之后还要加上永世不得翻身的恶毒诅咒才后快。
人性在此变得淡漠，取而代之的是狂热的、乐于践踏生命和精神的法西斯情结。
纵使医生再怎么说，外面世界残酷的一切还是要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谁也替代不了我。
所以我保持缄默，我决心将缄默进行到底。
可惜的是电休克疗法已经让我无法失去记忆，我必须在短暂的睡眠之后继续面对心灵的煎熬。
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刚刚加入小春他们才九个月的大男孩儿，据说他也和小春一样，仍然在校。
那个大男孩叫杜力民，只有十九岁，虽然不是那种面孔漂亮，却特别有质感、有味道。
他的装束从来不惊世骇俗，而是那种特别青春、阳光的样子，当然，从他的个性中也可以看出他前卫、时尚和愤世嫉俗的很内在的张扬！听说他刚刚脱离见习期就马上走红，很会笼络客人们的心，所有的情感表演和性爱技巧都很到位，很多人说他将来可能会接替麟哥的位置，改变他们那个圈子里群龙无首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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