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的视线离开了那只鸟，慢慢下移。经过了一辆飞驰而过的黄面的，她看见马路的对面站着一个青年，手里提着简陋而不体面的网兜，眼中有着与她相似的困惑。
1996年，农转非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时那样金光四射。城市向它的周边张开了怀抱。距离《外来妹》的热播已经过去快六年。 路边房地产广告悄然而立。城镇户口意味着分配住房这一命题成为了一去不回的历史。
次年二月，二十一岁的佟帅和二十一岁的何晶在出租房里订下了彼此终生，与此同时，电视里时代的总设计师安详入眠。 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哭泣。 人们只是在见面是谈论着这件事情，仅仅是谈论。 生活不再是一个舞台，不再需要他们时时刻刻表演于无形的监视之下，因此他们可以不用再为了谁的死去而表面哭泣，内心窃喜。 于是他们的生活依旧。
年轻人在简陋的棚屋里做爱。
他们在彼此炽热的身体中到达愉悦的顶峰，他浑身是汗，握着她的肩膀，那力度像是要把她揉碎。他大声说：“我爱你！我今生今世只爱你！”
她突然感到害怕，那一点喜悦全部揉进了自卑带来的恐慌中，但她并不愿意承认那是自卑，反而挺起胸脯，她捂住他的嘴，制止他：“别这样，城里人才说爱来爱去的，做作，虚伪！”
然后她听见电视机里似乎有人在歌唱：“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又似乎有人在慷慨激昂：“让我们一起张开怀抱，迎接香港回归，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
他忽然激动而疯狂地亲吻着她，他说：你看，香港都要回归了！是的，香港要回归了，然后是澳门，我们的国家正变得强大。我们应该留在这里，留在城市里。
其实他并不知道，香港回归跟留在城市里有什么逻辑上的直接联系，甚至他也完全没有主意，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她望着天花板，突然觉得顶上那天也似乎开阔了许多，她喃喃地重复着他的话：我们应该留在这里。
就在他们近似迷惘的憧憬之间，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展开。
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变得更好，但每个人都在想，至少它不会变得更糟。
我和袁城回到律所，从事发地开始走起，一路走到城管局。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佟帅，想还原整个故事，这期间，竟突发了一种莫名的使命感。
事发当天是个周六，佟帅夫妇通常会选择在五点半出摊，九点收摊回家，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准备准备，下午四点再次出摊。他们避开九点之后这段时间，他们知道这个时间段城管活动最为频繁。但是那一天他们选择了九点出摊，是因为他们听说有个城管结婚，全天都是安全的。 于是他们选择放弃睡眠时间，为多挣一天钱。 大儿子佟乐已经因为钱的原因，第二次错过去上海参加美术培训的机会了。
出摊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但仍旧比平时是要多一些的。 佟帅看了一眼四周围熟悉的建筑里，人们面无表情地进进出出。 十年了，城市并没有变得更亲和更温暖，参天高楼披着一层玻璃外衣静静地站立在阳光下，远远望去，好似一只只泛着金属光泽的冰冷而坚硬的机械怪兽，它们在沉睡。 没有人知道这些现代化的巨兽什么时候会醒来。
十年了，他依旧拿着一张暂住证，暂住在自己的祖国，暂住在这个永远不会向他们敞开怀抱的城市里。 因为没有户口，他的儿子只能去念子弟工小学。 但他们仍然是感谢城市的，因为城市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城市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生存的角落，不管是大楼的阴影下，还是胡同的死角里。
佟帅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何晶也是一样。十年前，年轻人以逃离的速度与姿势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他们脚步轻盈，欢快活泼，而十年后，他们又以衰老的腔调与节奏，冷静地眺望着远处自己的故乡，他们步履蹒跚——然而依旧快乐，快乐源于对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满足，源于这满足背后对城市宽容的感谢。
所以当城管踢翻了他的煤气罐，将他摁倒在地的时候，他仍然是感谢城市的。 然而他心中并不是没有恨，只不过他恨的不是城市，而是这所谓城市的管理者。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管理城市的资格，在城市给了他一席生存之地的时候，这些自以为可以管理城市的人，违背了城市的意志。
当拳脚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并没有产生任何极端的想法，他只是在想，让这一切快点过去。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冲动，失去城市所给予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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