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起身离开，又折回，按了按钮，弹出光碟，然后离开。
“您当我是傻瓜吗？”负责人声嘶力竭地吼道，“还有违警通知书？”
卡米尔做了个手势：之后再说吧。
他已经回到了停车场。“如果是我的话，”他环顾四周自言自语，“我就从边上安全出口走。”他不得不戴上他的眼镜凑近那扇门仔细观察。没有撬锁的痕迹。
“如果您要在外面吸烟，谁来替您值班？”
这个问题不得不问。卡米尔回到接待处，他走到大厅尽头，碰巧，就在左边，他发现一条直通安全出口的走廊。
奥菲利亚一笑，露出一排黄牙。
“我们现在请产假都没有人来替班，他们更不会找人来替我们这些想要‘癌症休息’的班！”
那个男人，到底有没有来过？
他回到车里，收到一条消息。
“我是米夏尔（掷地有声的口吻）！不论什么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告诉我您的进展。还有，无论如何，明天一大早您第一时间交报告，别忘了。”
卡米尔觉得特别孤独。孤立无援。
23:00
医院的夜不同于一般，即便是安静中都悬着几丝诡秘。在这儿，急诊室的走廊里有来来往往的担架，有忽远忽近的呼喊，还有尖叫声、急匆匆的脚步声和铃声。
安妮终于睡着了，但她睡得很浅，梦里都是枪声、血迹。她感觉她的手下还是莫尼尔长廊的水泥地，还有那雨点似的玻璃碴极度真实地砸在她身上，两侧的玻璃窗纷纷砸落下来，她身后是一阵阵爆炸声。她喘着粗气，带着唇环的小护士犹豫着要不要喊醒她。其实她根本用不着叫她，因为当“电影”结束时，安妮总会突然惊醒，僵直着身子尖叫。在她眼前，男人拉下自己遮脸的风帽，接着是他的大枪托，准备砸向她的颧骨。
在她的睡梦中，安妮用指尖碰了碰自己的脸，摸着那些针结，她的嘴唇，她的牙齿，牙龈。断裂的牙齿，就像残垣断壁一般。
他想杀了她。
他一定会回来的。他要杀了她。
[1] 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约1267年—1337年1月8日），意大利画家与建筑师，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西方绘画之父”。
第二天
6:00
卡米尔一夜没睡。嘟嘟湿总对他的情绪有着敏锐的嗅觉。
昨晚，卡米尔不得不去办公室做完他白天没时间做的事情，回家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衣服都没换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嘟嘟湿来到他身边倚着他睡，一晚上都没动。他都忘了给它喂食，它也不抱怨，它知道他太累了。它只是打着呼。卡米尔熟悉它呼噜声里最轻微的差别。
不久前，也是这样的夜，他彻夜未眠，紧张焦虑，充满了悲伤，是为了伊琳娜。也是和嘟嘟湿一起。他又回想起他们曾经一同度过的日子，那些锥心的画面。那时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伊琳娜的死更令他痛苦的了。什么都没有。
卡米尔问自己，今天最令他痛苦的是什么？是他对安妮的担心、安妮的脸、她的痛苦？或者只是他对她这一连串的思念？这几个星期以来，一天一天，这种情感在悄无声息地堆砌着。这样从一个女人想到另一个女人似乎总带着一点俗气，他感觉自己俗不可耐。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他的人生重新来过，但他的人生似乎正在不由分说地重演着，几乎由不得他控制。然而，重要的，或者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伊琳娜的脸。这令人心碎。它不受任何东西的侵扰，不论是时间，还是际遇。毕竟……说到际遇，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别的际遇。
安妮，他接受她是因为她说她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她也有自己的往事，她不想要一个长远的计划。只不过，即便没有长远的计划，她如今也已经盘踞在他的生命中了。只是在爱与被爱的两端之间，卡米尔不确定自己在安妮心里所占的位置。
他们是在春天相遇的。三月初，在伊琳娜离开他四年之后，他走出抑郁的第二个年头，没有完全恢复，但好歹开始正常生活起来。他过起一种平淡无奇的生活，也没有那种独居男人的**。一个他这样身高的男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女人的，无所谓，他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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