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学记_三毛【完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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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再见。”我喊了一声就想逃。

  艾琳叫着:“不——等等。”

  “你还要gān什么?”我抖着嘴唇问她。

  艾琳拉起了身边两位同学的手,两位同学拉住了我和月凤的手,我们拉住了其他同学的手。我们全班十几个人紧紧的拉成一个圆圈圈。

  我在发抖,而天气并不冷。

  艾琳对我说:“月凤是可以再相见的,你——这一去不返。说几句话告别罗——”

  那时阿雅拉的眼泪瀑布似的在面颊上奔流。我好似又看见她和我坐在她家的糙坪上,用小剪刀在剪糙坪。我又听见她在说:“我生一个孩子给你,你抱去养,我给你我和以撒的孩子。”为了她那一句话,我要终生终世的爱她。

  我再看了一眼这群亲爱的同学和老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的心狂跳起来,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开始慢慢的一句一句说——看我们大家的手,拉住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信心,爱心,以及和平相处的希望。

  在这一个班级里,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证明了,虽然我们的生长背景全然不同,可是却都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和qíngcao,也因此,使我们得到了相对的收获和回报。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她对我们的尊重和爱,使得我们改变了对美国的印象。我深深的感谢她。

  我们虽然正在离别——中国人,叫做“分手”,可是内心尽可能不要过份悲伤。

  让我们把这份欢乐的时光,化为永远的力量,在我们遭遇到伤痛时,拿出来鼓励自己——人生,还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记住这手拉手、肩靠肩的日子,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不会再是一个白日梦。注意,我们都是实践者,我们要继续做下去,为了爱、为了人、为了世界的和平。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小学校BELLEUVECOM-MUNITYCOLLEGE。没有它,没有我们的好时光。

  再见了,亲爱的同窗,不要哭啊——阿雅拉。好——现在,让我们再来欢呼一次——chūn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万岁——。

  飞机在一个艳阳天里升空,我听见有声音在问我:“你会再来吗?”

  我听见自己在回答:“这已是永恒,再来不来,重要吗?”

  老兄,我醒着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当时我住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幢木造楼房里。

  那是一幢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对面是一片停车场,右手边隔着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电影院,屋后距离很远也有人家,可是从来没见人影,也就是说,无论白天或晚上,这幢建筑的周遭是相当安静的。

  这幢老房子并不是大型的学生宿舍,一共三层楼加地下室。楼下,在中午时属于大学教授们做俱乐部用,供应午餐,夜间就不开放了。二楼有一间电视室、一间图书室以及一个小型办公室,到了下午五点,办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余的房间一共可以容纳十四个女学生,每人一间,住得相当宽敞也寂莫,因为彼此忙碌,很少来往。我们也没有舍监。

  记得感恩节那日是个“长周末”,节日假期加上周六周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里的美国同学全部回家去了,中国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她们也各有去处。我虽也被人邀请一同回家过节,却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谢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这样,长长的四整天,我住在一幢全空了的大房子里——完全孤独的。

  也是那一天,初雪纷飞,游子的心空空dòngdòng。窗外天地茫茫,室内暖气太足,在安静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压迫下,落一根针的声音都可以听见。

  我守住huáng昏,守过夜晚,到了深夜两点,把房门的喇叭锁咔一下按下。我躺在chuáng上,把窗帘拉开,那时,已经打烊的小电影院的霓虹灯微微透进室内,即使不开灯,还是看得见房间内的摆设。

  躺下去没有多久,我听见楼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门被人“呀”的一声推开了——照习惯,那扇门总是不关的,二十四小时不锁。

  我以为,是哪一个同住的女学生突然回来了,并不在意。可是我在听。

  进来的人,站在楼下好一会儿,不动。

  然后,轻轻的脚步声上了二楼,我再听,上了三楼,我再听,脚步向我的房门走来,我再听——有人站在我的门口。

  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房外没有动静,我没有动静——我躺着——等。

  我听见有钥匙cha进我那简单的门锁里,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线中,那个门柄慢慢的正在被人由外面转开。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万确的在转动。有人正在进来。

  一个影子,黑人,高大、粗壮,戴一顶鸭舌帽,穿桔红夹克、黑裤子、球鞋,双手空着,在朦胧中站了几秒,等他找到了我的chuáng,便向我走来。

  他的手半举着,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着,如果我开始尖叫。

  当他把脸凑到我仰卧的脸上来时,透过窗外的光,我们眼睛对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着”我说。

  我叫他BROTHER。

  他没有说话,那时,我慢慢半坐了起来。我可以扭亮我的chuáng头灯,不知为什么,我的意念不许我亮灯。我听见那个人粗重的喘息声——他紧张,很紧张。

  在这种时刻,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以使一个神经绷紧的人疯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说话吗?”我又说。

  他的双手不放下来,可是我感觉到他放松了。他不说话,眼光开始犹豫。这一切,都在极暗的光线里进行着。“你坐下来,那边有椅子。”我说。

  他没有坐,眼睛扫过我伸手可及的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不会叫、不会反抗你,又请你不要碰我。要钱、请你自己拿,在皮包里——有两百块现金。”我慢慢的说,尽可能的安静、温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说:“你要走吗?”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那你走了。”我说。

  那个人点了点头,又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他还在退,他快退到门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你这个傻瓜,告诉我,你怎么进来的?”我开始大声了。“你的大门开着。钥匙放在第十四号邮件格子里,我拿了,找十四号房门——就进来啦!”这是那人第一次开口,听他的声音,我已了然,一切有关bào行的意念都不会再付诸行动。这个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来。

  他走了,还是退着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备用钥匙留下来,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数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没有开始数,他就走了。

  我静听,那脚步声踏过木板楼梯,嗒嗒嗒嗒直到楼下。我再听,那扇门开了又合起来,我凝神听,雪地上一片寂静。我跳起来,光脚冲到楼下,冲到大门,把身体扑上去,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去压那个锁,我再往楼上跑,跑过二楼,跑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再锁上门。

  我往电话跑去,拿起听筒,一个女人的声音立即回答我:“接线台,接线台,我可以帮助你吗?”

  我发觉自己的牙齿格格在响,我全身剧烈的发抖好似一片狂风里被摧残的落叶,我说不出一句话,说不出一个字。我把电话挂回去,跑到衣柜里面,把背脊紧紧抵住墙。用双手抱住自己的两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头与骨头的冲击。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后来,才开始如同一个鬼也似的笑起来——听见那不属于人的一种笑声,我又抖、又抖、又抖……

  爱马落水之夜

  在我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时,已经会开车了。当时的jiāo通工具仍然是以三轮车为主的那最后两年的台北,私家车并不多见。我的家中自然也没有汽车。

  回忆起开车的学习过程实在很简单。在当时,如果一年中碰到一个朋友恰好手上有辆车,那我必定抓住机会,低声下气的请求车主让我摸摸驾驶盘,那怕是假的坐在车里不发动车子,也是好的。

  偶尔有几个大胆的好心人肯让我发动了车子开,我必不会辜负人家,把车当当心心的开在台北市空空dàngdàng的马路上,又会开回来。

  开了两三次,就会了。那时候用的大半是天母一位美国朋友的车——当然也不属于他的,车属于他做将军的爸爸。爸爸睡觉去,儿子就偷出来慷慨的做好国民外jiāo。

  我是开了好久的车子,才去进驾驶学校的。那个往事被写成一个智斗警察的短篇,叫做《天梯》,已经收到书本里去了。

  好的,从此做了一个养马的人。

  我叫我的车子马儿,对待每一匹生命中的马都很疼爱,常常跟车讲话。跑长途时拍拍车子,说:“好马,我们又要跑罗!”

  那车子就听得懂,忠心的水里去,火里来,不闹脾气。

  说到“水里去”并不只是形容词,开车时发生最大的事件并不在于一次国外的车祸,而在台北。

  我的经验是,每次车子出事,绝对不在于马儿不乖。决定xing的出事原因,必然在于主人不乖。

  那是一个狂风大雨的寒夜,我姐就选了这种天气去开“学生钢琴发表会”,地点在植物园畔的“艺术馆”。天不好,姐很伤心。

  这是家中大事,当然全体出动参加捧场。

  大雨中我去停车,停在“艺术馆”和以前“中央图书馆”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对于那个地方,我不熟,而且,那天太累了,眼睛是花的,累的人还开车,叫不乖。

  当我要停车时,看见一个牌子,白底红字中文,靠在一棵树边,写着——“停车场”。没错,就停在牌子下面。可是其他的车辆都驶得离我远远的,停在二十几步路边的地方。

  “好笨的人,这里那么空旷,怎么不来停呢?”我想。等到钢琴表演结束,家长和小朋友们捧了一些花篮出来,各自上车走了。我的车内派到爸爸和妈妈同坐。看见那倾盆大雨,舍不得父母淋湿,就说:“别动,我去开车来,你们站在廊下等。”又因为天气酷寒,我怕父母久等会冻着,于是心里就急了一点。发足往雨夜中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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