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陈景元又发现了几条有利的证据。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俑似乎落后于秦始皇的时代，它看上去更像是更早一点的文物。
在兵马俑的一号坑和二号坑中，大量的步卒围绕着战车排成一列列整齐的大小方阵，陈景元从而做出判断，战车是这支部队的主力，是主要的作战方式。
然而，自殷周以来，直至chūn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车战的弱点也逐渐地bào露出来：在两军作战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相互之间不能救援的危险状况。那么，作为一名富有作战经验的统治者，秦始皇还会在jiāo战时大量使用已经落后了的战车吗？
陈景元指出，秦始皇当政以后，征战四方，统一六国，连年的战争迫使他对军队的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他大量采用骑兵和步兵相配合，使之更加轻便，易于作战。从这点判断，兵马俑坑中的那支以战车为主力的部队应该不是秦始皇的军队，它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
对于陈景元的这个推断，袁仲一教授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不能因为俑坑中出现了战车就否定它属于秦始皇的可能xing。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说秦国取缔了战车，作战时完全倚靠步兵和骑兵。战车虽然有它的局限，但是在两军jiāo战时，战车所表现出来的速度和冲击力的优势是步兵和骑兵无法比拟的。兵马俑坑的军阵，正是战车、骑兵和步兵有机组合的典范。
陈景元显然并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这个解释，因为他又指出了俑坑中的另一个疑点。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很多笨重的青铜材质的兵器。虽然青铜兵器在古代曾被广泛使用，但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兵器材质轻、韧xing好、杀伤力更大的优势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战国时期，楚、韩、燕、赵的钢铁刀尖就已经锋利无比，并且种类繁多。
陈景元认为，秦始皇这样一位善于征战、能够统一六国的国君，会放着先进的铁兵器不用而去选择已经落后的笨重的青铜兵器为他陪葬吗？这显然有悖于常理。
尤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收缴了大量的铁兵器，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冶铁技术人才，他应该更加有条件更新部队的武器装备。
陈景元认为，咸阳附近发现的秦国冶铁遗址和秦始皇陵西侧的刑徒墓中出土的铁剑都可以说明，在秦始皇统治的年代，秦国进行过铁兵器的生产。并且，书上曾经记载秦国的宫殿为防刺客 以磁石垒门 的说法，似乎也在暗示铁兵器在秦国的使用是很普遍的。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出土大量铜兵器的兵马俑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它的主人很有可能是早于秦始皇的另外一个秦国的统治者。
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因为青铜材料容易折断。chūn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而1974年，在兵马俑坑的huáng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
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xing结合得恰到好处。但秦剑更让人着迷的地方，是它的外形。袁仲一先生仔细地研究了秦剑奇特的形状变化，他指出这种设计使秦剑的受力部分得到加qiáng，而又保持一定的弹xing，同时剑身又不会过于沉重。
由此可见，兵马俑坑中出土的这些铜剑可谓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巅峰之作，它的长度、硬度和韧xing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攻击xing能也因此大大的增qiáng。在没有jīng密机器的古代，能够铸造、打磨出这样jīng准的高质量的青铜剑，恐怕也只有秦始皇才能做到吧！
然而，陈景元对兵马俑坑的质疑仍然没有结束，他指出，秦始皇的军队既然是一支能够统一六国的qiáng者之师，在装备上也应该是一流的，然而，俑坑里的这些兵俑没有任何头盔保护。难以想象，这种简陋的武装能在近距离厮杀的战场上获取全面的胜利。
的确，在秦始皇陵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石铠甲坑。从已经拼合起来的石盔石甲，我们似乎看到了秦**队威武的英姿。然而，奇怪的是，既然秦国的军队配有头盔，那兵马俑坑中的兵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戴头盔呢？难道兵马俑坑里的这支地下军团真的不是秦始皇的吗？
在中国历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xing是独一无二的。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糙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当时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并且，著名的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显然，商鞅制定的这项规定对于素日衣食不饱的普通秦人来说无疑具有qiáng大的诱惑力。
或许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原本就好战的秦军gān脆脱掉了笨重的头盔和重甲，置生死于度外，冲上战场与敌人拼杀。因为一旦他们取胜，不仅自己能升官晋爵，全家也会跟着收益。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军的这一行为也有描述：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xing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
由此看来，兵马俑坑中的这支军队正是在向后人传达着秦人qiáng烈的尚武jīng神。这些没有戴头盔的军人才是秦国最勇敢、最有战斗力的神勇之兵。
然而，陈景元对兵马俑的质疑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兵马俑的手臂上，陈景元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文字，这个似曾相识的神秘文字给陈景元带来了无限的困惑。然而，随着陈景元对这个神秘文字的破译，关于兵马俑主人的秘密也逐渐地浮出水面。
1974年，西安临潼县西杨村发现了一座举世罕见的秦代兵马俑坑。经过专家们的仔细勘探和研究，认定俑坑是秦始皇陵墓的陪葬，而俑坑中这些按照真人大小塑造的陶俑正是当年跟随秦始皇征战四方、统一六国的神勇之军。
然而，一个叫做陈景元的人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首先对兵马俑坑和秦始皇陵之间的距离提出质疑，而后又对俑坑中出土的战车、兵器和陶俑提出了与专家截然不同的意见。
那么，在陈景元的心中，谁才是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呢？
1975年,一篇题目是《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的文章,其中的一幅图片引起了陈景元的注意。
图片上显示的是兵马俑的一个局部，上面刻有一个奇怪的文字。在众多的兵马俑身上，大都刻着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今天的文字十分接近，在写法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别。
但这个字不同，陈景元从来没见过这个字。虽然他一直以来都执着着秦始皇陵的研究，对秦国的文字并不陌生，但像这样奇异的文字他还是头一次见到。
在秦兵马俑考古队撰写的《试掘简报》中，专家把这个奇怪的文字解释成 脾 字。然而，对考古队的解释陈景元却有着自己的见解。
陈景元翻阅了容庚编著的《金文编》和徐文镜编写的《古籀汇编》，发现构成 脾 字右半部分的 卑 字有很多形式的写法。然而，在众多的字形当中，没有一种写法符合兵马俑坑中发现的那个奇异的文字。从而，陈景元认定，把陶俑上的神秘文字解读成 卑 字并不恰当。
陈景元确信，这个神秘文字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破解了那个神秘文字，就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令陈景元没想到的是，他对这个字的困惑竟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得到了解决，并且，这个答案还引出了他对兵马俑主人的惊人发现。
1976年，陈景元在得知西安发现兵马俑的消息后亲自跑到了西安，在西安文管会的办公室里，当有关负责人了解到陈景元曾经毕业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又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秦始皇陵以后，小心地拿出一块秦代的桶瓦给陈景元看。
在这块瓦上也刻着一个奇异的文字，左边的字陈景元不认识，但右边的月字还是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
陈景元带着描下来的桶瓦上的奇异文字回到住地南京，然而，两年的时间过去了，陈景元对这个字的研究仍然没有取得突破xing的进展。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字，陈景元一筹莫展。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景元在图书馆里结识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专家段熙仲教授。经过仔细查对和认真分析，段教授认为，秦代桶瓦上左边的文字为 芈 字的一种变体字。这应该是两个独体字，读作 芈月 。
段教授对 芈 字的破解消除了长久以来陈景元心头的困惑，这让他感到如释重负，但很快，陈景元又想起了那个一直令他疑惑的出现在兵马俑身上的神秘文字。那个字总是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跟着陈景元，让他十分好奇地想去揭示隐藏在神秘文字背后的秘密。
芈 字对陈景元来说并不陌生，在他以前的研究中，就曾经遇到过一个姓 芈 的人。此人是秦始皇的祖母 秦惠文王的王妃，一个曾经在秦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女人秦宣太后。
陈景元认为，阿房宫遗址上出土的桶瓦上的这个文字，正好印证了他提出的阿房宫始建于秦惠文王的理论，同时，陈景元也把这两个字作为表征宣太后身份的最有力的证据。
或许是段教授的分析方法给了陈景元极大的启发，他在汪静山编辑的《金石大辞典》中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陈景元发现毕业的 毕 字在古代有三种写法，其中一种写法的局部正是他要找的那个出现在兵马俑坑身上的神秘文字的右半边。更让他惊喜的是， 毕 字还有一种繁体字写法 （毕）它是由一个 田 字和一个 芈 字上下组合而成。陈景元由此认定，刻在兵马俑身上的那个神秘文字的右半边应该就是 芈 字。而且，他还大胆地做出了进一步的推断：兵马俑身上刻的 月芈 和阿房宫遗址桶瓦上刻的 芈月 应该是一回事。
陈景元认为，这两处发现的文字都在暗示着一个事实，那就是阿房宫和兵马俑都和宣太后芈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陈景元断定，兵马俑的主人不是赫赫有名的秦始皇，而是他的祖母秦宣太后。
陈景元并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解释，他坚信兵马俑身上那个神秘的文字一定和秦宣太后有着特殊的联系。
在兵马俑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秦代大墓，这座墓虽然还没有进行考古发掘，但陈景元认为，这很可能就是秦宣太后的陵墓，而巨大的兵马俑坑则是为宣太后送葬的一支仪仗部队。
然而，陈景元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把多种古代文献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资料实际上已经十分明确地标注了宣太后陵的确切位置，而这个位置正是秦兵马俑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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