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结局那么流俗。
当然，艺术节那次之后他们并没达成离婚，却是三个人最后一次全聚。
不欢而散。
冯荻很少提起她父亲，一来是他们确实很少有机会相处;二来是她真的不喜欢他，“我甚至希望他不要回来。”她曾亲口说。他记得那是在小学四年级的运动会后，她把女子四百米第一的奖品——一个猫形的相框——递给他时。或许是因为刚拿到奖品时班主任说的话：“好可爱的相框，可以放冯荻和爸爸妈妈一起的照片。”
他还记得那段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能把它放在你家吗?”她的意思不是真的想把相框暂时放在他家，她只是习惯把“送给你”说成“能把它放在你家吗”。
“不能放在你家吗?”他笑着反问。
“家里没有三个人的照片。”
“那等叔叔回来拍一张吧。”
就是此时，她说了上面那句话：“我甚至希望他不要回来。”
至于相框，那之后很多年里都镶着那次运动会的全班合影，她站在最前面，标准的属于她的恬静的笑。而五年前，他把它换成了一张她站在酒吧舞台上打鼓的照片。而现在，它仍站在他书桌的左前方。
即便书桌换了，住处变了，它始终在那，在他左手边。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但我想试试。”
经常觉得“所谓命运”这四个字简直矫情到死，总有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味道，可偶有感叹时，脱口而出的又恰巧是这四个字。
所谓命运，哪有什么可预料。
正如他刚刚接受了一份与他从小到大对于“将来想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无关的工作;
正如她突然的改变，突然的消失。
初二的暑假，就在他们全家从欧洲旅行回来的那天，每个人都很意外，因为芷姨竟会主动到家里来，要知道在此之前她已经半年多没有出过门了，就连女儿的家长会也是缺席，但因为她一直是年级第一，老师打了电话告知了情况也就不再多问。她穿着一条墨绿色的连衣裙，样式也不算过时，还化了妆。但却掩饰不了长时间脱离社会的迷离。
她问他们都去了哪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是不是对某处流连忘返。而他母亲因觉得这是让她好转的开始，便详细的讲述着旅途中的每一站，每一个无聊小事引起的大笑，并且热情的建议她应该出去走走，给自己放个假。
她似是而非的点了点头，说冯荻快从钢琴班回来了，她要回家做饭。但谁都知道她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进过厨房了。而且事实上她也确实没做。因为她一走，他就上楼去收拾行李了，在此之前客人连给他们换衣服的时间都没留。他在把带走的书放回书架时，正好看见她回卧室了。而之后不久，连姨——也就是她家的保姆——就把饭菜端了进去。
那天，是个小雨的星期二。
而那一周的周六，她就出国了。
后来警察在监控里看到她走时只背了一个单肩包，身上依旧还是那件墨绿色连衣裙。至于为什么会有警察?是因为他父母陪着冯荻报了警。
最后，定性为了外逃。因为，与她一起失踪的还有冯荻父亲公司的一个亿。
显然她父亲已经忘了自己的妻子是名校经济学系常居第二的高材生了，他这个第一疏忽了。
但就几天后在网上播出的一段关于她父亲的采访节目来看，他或许觉得一亿解决这件事也很值。
在此之后，冯荻只主动给她父亲打过一次电话，虽然连姨开始越来越多的往自己家里拿东西了——但只对于食物方面，这大概也算得上某种职业素养，也越来越频繁的唠叨起工资的问题了。但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学费要缴了。
她是用他的手机打的电话，因为她的手机也欠费了。
她没有喊“爸”，也没有问好，她说：“学校要交学费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她父亲的秘书就送来了一张银行卡，是午饭时间送到学校来的，当时他们正坐在一起吃饭，秘书营业性的表情和她礼节性的笑，达成了一次可持续的良好合作。所以自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是这个秘书负责她的财务。
这个秘书姓“钱”。
能单方面一直爱的只有傻子
7
如果说有一个人的电话号码是刻在她脑子里的，只有钱秘书。有段时间，她电话里的通讯记录只有他的号码，没有名字，无需保存。
只有打出，没有接入。
因为即便打过来她也不会接。就像现在，手机一直震个没完，只会让她烦。但闹钟已经提醒到第三次了，再不起真的会迟到。
三小时睡眠的遗赠永远都是“恍如隔世”。
第一天回单位决不能迟到。她从冰箱里把昨天外卖吃剩的紫菜卷拿出来用微波炉热了一下，但吃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是凉的，不过她也懒得热第二次。
衣柜里的衣服有原本就在这的，也有她从先前的出租屋里搬回来的，总之没有一件是她自己买的，有些样式已经过时，但大多都无所谓过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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