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那天, 我心情出奇的好，起了大早, 特意整理了房间和卧室, 早两天前就把小花送到湖州，由爷爷奶奶来照看它。
到萧山机场的时候大概十二点半, 在那等了一个半小时，上飞机之后一路睡，睡了四个小时，睡到曼谷转机的时候陈深把我叫醒, 我浑浑噩噩地下飞机, 坐在候机室依旧很困，想睡又睡不好，靠着陈深的肩膀直打喷嚏。
我握着纸巾, 防备着随时要打出来的鼻涕，鼻子又酸又胀，我说：“这还没到目的地呢，就感冒了，真是出师不利，出师不利。”
陈深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然后裹在我身上，替我从包里拿了一板感冒药，拿出两颗放在我手心里，然后拧开刚从热水机接满的热水杯，放在我手上，他暖和的手在我额头上探了探，说：“先把药吃了。”
我从衣服里面伸出手，捂着热水，脸埋在水蒸气上，暖暖的，轻轻地吹两口，再含药服下去。
他黑色的眼睛看着我，我喝完了，他就把水杯拿过去，说：“你只有在喝药的时候才显得很乖。”
我回不过味儿来，越听越觉得这句话不像是在夸奖我，便问：“你喜欢乖的?”
他摇了摇头，“不喜欢。”
我：“那你喜欢我乖的样子?”心里寻思着，他要是点头，以后天天撒娇恶心死他。
他又摇头，认真地看着我的脸，温暖的手刮刮我的鼻子，慢吞吞的说道：“看你吃药的样子，有一种身为人父的欣喜。”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努力吸了吸堵塞不通的鼻子，说：“孽子，不可造次。”
陈深看起来心情很好，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理有些不平衡，感冒遭着罪，他却一点事儿都没有，遂把脚搁在他的腿上，躺着听电台，听着听着，就又睡了一觉。
还记得睡前耳机里的电台讲着这样一则故事：
以前有一对情侣，他们互相相爱，如胶似漆，他们经历过父母的阻止，朋友的唾弃，同事的冷眼，终于走到一起的时候，但真正到了每一天都能在一起躺在海边看星星，坐着驶向远方的列车的时候，他们渐渐输给柴米油盐，输给每一个为生计奔波的日日夜夜，输给了看不到未来的明天。
梦中的男人渐渐变成陈深的样子，那个女人，也长着和我一样。
醒来的时候慢脸哈喇子和眼泪，把陈深的手抓得全都是红痕。
因为到奥斯陆当天去特罗姆斯的飞机不一定有，所以我们干脆在那停留了两天，下榻酒店，第三天才踏上去特罗姆瑟的班机。
虽然此时的奥斯陆并不下雪，但满眼都是白色的雪景，一年的十二月到二月都是极夜，一天的日照时间只有短短六七个小时，往往是是十一点多太阳虚虚地从天边探出一点儿苗头，然后挂在天空，犹如一张糊了的荷包蛋，低云层，阳光晦暗地犹如中国夏天最后那八分钟的余晖，到了下午三四时，太阳就像个白胡子的老公公，慢慢地掉下去，夜幕显得格外漫长。
我做足了准备，即使脑子还有点酸胀，但还是欢欣鼓舞地踏上去奥斯陆市中心的火车，车外的雪景格外迷人，银装素裹，天空好像被滴入几滴墨水，又灰又蓝，似乎有一种能令人马上安静下的魔力，天空的与人的距离格外进，好像一伸手，就能拨开厚重的云雾。
火车会穿过幽静的森林，湖泊，长长的隧道，缓缓地到达城市。
旅途的乐趣，就是静静地靠在铁皮火车的座椅上，即使什么也不做，只听车外呼噜呼噜的呼啸声和火车的车辙声，就觉得幸福距离自己格外近。
我们在车上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脸上已经爬满了岁月的痕迹，但格外有气质，穿着得体，身上披着披肩，头发中长，微卷，她就坐在我和陈深的对面，饶有兴趣地与我们这两个“异国人”交谈。
挪威人和爱用挪威语，英语很少用，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一些发音会听起来十分怪异，但此时...我这个学英语专业出身的人十分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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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实在不是很听得懂他们之间具体在讲什么。(知道好好学习有多重要了不，以后和男朋友出去玩都听不懂人在讲什么)。
陈深的声音既低沉又很有磁性，英文咬字很清晰，语速又快，喉头稍稍滚动，英文单词像诗一样流出来，也许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拥有这非凡的语言天赋。
他坐在我的左边，双手放在桌面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扣着桌面，眼睛认真地注视着老妇，嘴角挂着礼貌的笑意，老妇则一边交谈，一边时不时地看着窗外飞驰的雪景，好像陷入了回忆里，看得出，他们聊得很投机，一句接一句，我则默默地打开保温杯喝热水，一小口一小口地啄饮。
老妇的目光突然转向我，眼里流露出对外国友人的友好情绪，他对陈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听懂了。
她说：“她是你的妻子，很漂亮。”是称赞。
陈深看了我一眼，眼里有些淡淡地无奈，低声笑了笑，然后摸摸我的脑袋，他说：“没错。”
受到夸奖的我心里暗喜。
陈深又与老妇交谈了一会儿，不久后老妇到站，便下车了，直到她站起来的时候，她笑意宴宴对我说了一句话，慢而简单，我也听懂了，是这个意思：你有一个好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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