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一步，那些文卷是谁的，是不是虞舫找了人捉刀，都已经不重要了，从此以后，人人都只会记得他今日射策的成绩。
这才是让马文才不寒而栗的地方。
傅歧心思简单，从不用恶意去猜度陷害别人，所以他只会直觉上觉得情况不对，心里不太踏实。
但马文才看得到施计之人真正的目的。
这人不但毁了虞舫“天子门生”的机会，还毁了他所有的名声，几乎断绝了他日后靠“举荐”谋取前途的道路。
如此老辣的手段，如此狠绝的心思。
“被发现的那些文卷呢?”
马文才突然问傅歧。
“你要看?”傅歧呆了呆，指着谢举走后空着的案席，“有几张在那边。”
人都走光了，戏也看完了，自然没人再关心那些文卷。
马文才走到席案后，随手拿起一张从虞舫那得到的“捉刀代笔”之卷，细细看了起来。
然而还没看几句，马文才神色一凛。
“怎么了?”
傅歧抓抓脑袋。
“写得不好?”
“不是。”
马文才合上文卷，神情里甚至带着几分恐惧。
虽然字迹不同，论点也不同，但这几张文卷，他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马文才天赋并不过人，能有今日的成绩，多半是靠拼尽全力的努力。
为了做好策论，他曾四处求教，汲取百家之长，又常常在家中自问自答，射策与己。
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向长辈、名士请教的，还是他自己自觉做的得意的策卷，也不知积攒了多少。
唯因如此，方才得来如今的傲人成绩。
“这是我家中卷子的内容!”
他在心中狂吼着。
握着文卷的手不住地颤抖，如坠冰窟。
“为何会有人誊抄于此?!”
***
鄞县，城郊。
穿着一身便装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在田间漫步着，欣赏着城外的风景。
说是来“视察民情”，其实大半都是梁山伯的体贴，担心她每天在府衙里闷着，既不能常常说话，又没有奴仆伺候，会被憋坏了。
祝英台也确实憋闷的不行，不过不是因为梁山伯担心的这些原因，而是因为看着衙门里那群刁钻衙役，实在是郁气难平。
她也是来了鄞县，才知道为什么县衙的皂隶们明明干着的是捉拿坏人、维持治安的活计，却不但没有现代的警察受人尊敬，相反，还处处遭人唾弃。
不是别人狗眼看人低，实在是有太多说不完的恶心。
鄞县里，站堂、缉捕、拘提、催差、征粮、解押的吏官约有三十余名，可这三十余名吏官，基本都属于梁山伯叫不动的类型。
皂隶大多做的是得罪人的事，百姓要在一地生存，便不愿做皂隶，担任皂隶的，大多是地位比平民还低的贱籍。
这些人脱籍基本无望，钱粮又低，谁担任县令都得用他们，于是阴奉阳违，其实根本不拿县令当一回事。
祝英台暂时充当算吏，每日里看着梁山伯喝杯水都得使钱才叫得动人去提，就恨不得给这些皂隶一巴掌。
搁现代办公室主任还有下属帮着烧水打扫呢，这些皂隶靠着县令吃饭，结果连杯水都要靠上司自己花钱买?
非但如此，这些人还想着法子的赚钱。
老百姓摊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脚鞋钱”、“酒饭钱”。
如果被拘者暂时不想送到官府，在家里处理几天私事，就得给“宽限钱”、“买放钱”。
哪怕原告撤诉，两边都的给这些皂隶“说和钱”。
祝英台都想敲敲看那些告状之人的脑瓜子是不是进了水，明明是梁山伯的劝说让两边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给钱也是给梁山伯，给那群皂班算个毛啊!
他们不就拿着哨棒站一站了吗?!
梁山伯自己的父亲就是县令，父辈的亲朋多在吏门，从小看惯了这样的门道，他有意让祝英台知道世道黑暗，甚至告诉了她不少有关这些皂隶的事情。
要只是索贿还好，还有些地方的皂隶特别黑的，还会主使“贼开花”。
所谓贼开花，就是说有了窃案，这些皂隶往往会指使拿住的贼多加攀指，把一些没势力但家庭富有的平民指为藏贼之所，或是诬告为同伙。
这种事当然不会让县令知道，被攀指的人多会央求皂隶想办法，这样，大笔的钱也就到手了。
收了钱还落了个人情，最常见的恶事就是催激钱粮，凡是遇到不肯痛快激税的百姓，这些皂班就把抓到衙门，关在班房里横加折磨，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被抓的人家乖乖把钱粮交了，人才放回去。
这其中各种“脚鞋钱”、“酒饭钱”之类的自然不能省。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如果到任的县令是个有钱的富家子弟还好，上下为了得到好处，自然会巴结新到的县令，日子总不会难过。
可如果新来的县令是个没背景没身家的，就只能被完全架空。
性子懦弱无能的会被敲诈卡要，性子硬的可能斗得头破血流，最后灰溜溜离场。
梁山伯见识的多，原本也有无数手段能让他们服服帖帖，无奈现在为了取信杨勉，不敢打草惊蛇，用的是“懦弱无能”的人设，为了不崩人设，只能忍泪看着自己原本就瘪的荷包越来越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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