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行四人一起去探索巴布亚岛,小艇刚靠岸,安卡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船,沿着沙滩跑起来,尼德兰见状也跳下船去追她,两个人边跑边笑,像刚松开缰绳的野马,一会就冲进树林里消失不见了。虽然踏上陆地让我也倍感激动,但真没有他们两那么夸张。不多时,两个人抱着一打香蕉和几颗芒果从林中出来,寻找食物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在陆地上的那两天,安卡无疑是开心的,她一边摘面包果一边哼着小曲,康塞尔见状,便对她说:“唱出来!安卡,唱出来!”
她张了张嘴,我以为她会打破她心理的障碍,开口说话,可惜她还是没能说出来。
尼摩船长向我询问安卡的情况,当我说起我们是如何救了她,以及她当时不幸的姿态时,船长向她投去了同情地目光。现在想来,那大概是尼摩船长改变对安卡态度的一个起点吧!
当然,态度的改变是双向的,当尼摩船长释放出善意,安卡对他就没那么紧张了。经过两个多月的磨合,安卡不会在船长跟我谈话的时候离开我去找康塞尔了,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做实验,观测海水,测量水温、密度、色谱,尼摩船长在这些实验中表现得思路多多,才华横溢,她就被他吸引了。
我注意到,当尼摩船长对着大海抒发他那咏叹调式沉吟时,安卡就在一旁,用一种欣赏艺术品一样的目光注视着他,她眉眼弯弯,嘴角噙笑,仿佛船长说的话都在她意料之中似的。她是尼摩船长的忠实听众,不限于听他说话,还听他弹琴,当船长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时,安卡就把图书室的门打开,让琴声从大厅流淌进来,她坐在书桌前,边画画边倾听。安卡的这种做法倒很容易博得船长好感,毕竟没人喜欢在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有人盯着自己的背看。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对尼摩船长这样的怪人,我们不宜与他牵扯过深,尤其是他本人也拒绝深交。我不希望安卡的注意力过多的放在船长身上,尤其是他们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也不是一类人,到头来只会自讨苦吃。
于是我又像一个老妈妈一样,拉着安卡的手,语重心长地对她教育一番,要她晚上一定锁好门,谁敲都别开,睡觉时最好把耳朵也堵上,这样他干什么都不会吵到你。
安卡看着我,大眼睛眨啊眨,努力消化我说的话,只见她张了张口,似乎想提问。
我盯着她的眼睛,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要她答应我。
只听见安卡困惑地说:“可是……尼摩船长晚上不打呼噜。”
我简直哭笑不得,安卡终于说话了,而她第一个长句子是,尼摩船长晚上不打呼噜。
☆、五
我和康塞尔到纽约后,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在酒店安顿好了。因为我后天要在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博物论坛交流会,所以才会应邀到纽约。现在是下午两点,晚上七点半有一个会餐活动,我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以自由活动。
我们见到了尼德兰,他似乎又胖了点,身材更加魁梧了。我们相互拥抱了一下,将近一年没见面了,彼此都很怀念,于是我们在一间幽静地茶座坐下,热烈得聊了起来。尼德兰还在做他的老本行,不过因为还在新婚期间,他就不那么愿意去远海捕鲸了。说起他太太的厨艺,简直赞不绝口,一定要请我们去吃饭,于是我们初定第二天去他家做客。
聊天的小高潮过去后,大家陷入短暂地沉默,于是康塞尔说:“先生,能允许我问问尼德朋友关于安卡的事吗?”
“问吧,”我回答,“我也想问呢。”
尼德兰望着我们,问:“安卡怎么了?”
我和康塞尔大吃一惊,尼德兰记得安卡!
我急切地问:“尼德,你记得安卡?”
尼德兰莫名其妙地望着我,说:“记得呀。哎!其实也不是全都记得,我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得了失忆症,把安卡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有一天……嘿嘿!”
“有一天怎么样啊?”康塞尔问道。
尼德兰坐在那里,一直嘿嘿傻笑,似乎在掩饰他的尴尬。不过我却没理会这么多,催着他快点说下去。
于是尼德兰先让我们保证不笑他。
“这恐怕保证不了,”康塞尔诚恳地说,“我预感我们一定会笑的。”
于是我们先笑了起来。
这时,尼德兰也不扭捏了,直接说道:“有一天我和我太太……咳,你们懂得,她突然骑到我的身上,我被压得透不过气,这时,我突然叫了一声安卡!”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尼德兰跟安卡的陆地美食同好最后发展成了别样的感情吗?我和康塞尔笑不出来了。
尼德兰没有理会我们僵住的表情,继续说:“我太太气坏了,差点叫我去跪搓衣板。我好话说尽才安抚住她,不过我被压的那一瞬间,突然想起了关于安卡的一件事,一件令我印象异常深刻的事。”
“教授先生,您还记得锡兰岛采珠场吗?”尼德兰问。
“记得,大珍珠,采珠人和鲨鱼。”我回答。
“尼摩船长为了救采珠人,大战鲨鱼。”
“是你在最后时刻用鱼叉救了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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