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秀才”说：“我们的药厂，是**领导的社会主义企业。它应有两个宗旨：第一，人民健康;第二，挣取利润。可是我们这个药厂，两条宗旨实现得都不好。二十年来，没有研制出几种品牌新药，又不赚钱。层层领导，眼睁睁地看着，都心安理得，无动于衷。这便是终身制和铁饭碗培养出来的干部的性格和大度。我国的医药工业和其他工业一样，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我主张：今后每年最少研制出两种特效新药，并组织专人向抗癌治癌药进军。积极搜集国内外资料，投入足够资金，采用现代化设备，誓死拼搏，一定要攻克这个堡垒。当今世界科学门类齐全，研制手段先进，可上天入地。武器可三分钟毁灭人类，为什么对那小小的癌细胞，却束手无策，显得那么无能、落后、无奈!人们搞政治斗争，搞军备竞赛，搞政治运动，争权夺利都是英雄，在这小小癌细胞面前，统统变成狗熊，可耻呀!人类医药界的奇耻大辱!我就不服这个气。药物学、遗传学、病理学、细胞学、化学、高分子物理学、微生物学、细菌学、现代计算机加在一起都治不服它!我要求我们研究室，争分夺秒，马上着手准备这方面的研究。大家不会笑我狂热无知吧!”
翔英几乎是含着泪听他激昂慷慨的发言，她的心发生了强烈的震撼。他的观点，他的思想，他的主张，他的决心，他的热烈和自己那么相近，不，简直是一模一样。这才叫志同道合，她的心一阵颤抖，一阵冲动，能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是多么不易呀!这是上天给的机遇。
云英竟然找到研究室来了，她推门一看，正和二姐打个照面，她亲热地一笑，翔英走出来：“怎么又来了，啥事?”
“嘿儿嘿儿，你猜猜----”
“看你这孩子，快说，我还等着开会哩。”
“咱娘来了，想你想疯了，来看你，快去吧。”
“你骗我。”
“谁哄你是小兔儿。娘是头晌来的，怕你头晌忙，才这时来叫你。”
“真的?”
“这还有假!”
“你先回去。散会我就去。”云英挺着胸脯，大模大样地走了。
翔英回到屋内。生产科长王新正讲：“······今后生产要抓住三个字：优、新、廉，采用新技术工艺，层层承包，加强岗位责任制，采用翔英同志所说的’四定‘和’四项标准‘，发放不同的奖金，严肃劳动纪律，健全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生产率，避免过去那种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弊病。还有一条，必须掌握信息，不断了解和调查全国各地各类药品的生产情况、生产的技术设备和产品质量，不断调整和改进我们的产质、产量，以适应市场需要。现在是上级让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叫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一切被动。上边下达生产计划，产品积压没人管。总之，实行厂长任期责任制，必须强化生产指挥系统，加强生产管理，切实订好各种制度、守则，明确标准、责任和任务，造成外部压力和内部活力，真正做到奖勤罚懒，多劳多得才行。”
销售处长陈平是位精力充沛、作风活跃、敢说敢干的人物。雄健的体躯，宽大的脸庞，大大的嘴巴，明亮的眼睛，都标志着他的精悍强干。他风趣地说：“我们生产企业的条条框框，是让我们带着手铐脚镣跳舞，难受死了。主管局在上面捏眼儿，我们在下面吹笛，很难配合。指令性计划部分他们卡，计划外那一块他们也总扭着你的胳膊，生产没有自主权就够呛了，还来个管产不管销，产销分家。这，怎能搞统筹安排、产销平衡?咱们调查一下全国各地市场，哪是缺货，哪是积压，或是今缺明积。我的意思，除了完成指令性部分任务，我们着力于研制新优产品。青、链霉素一直沿用几十年了，电子产品更新了四五代，为什么它们就不能更新换代?我们厂既应有生产自主权，而且又应该有销售自主权。我们再不能把五十年代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奉为圣经了。我非常赞赏志远的两条宗旨：一是新药品------人民最急需的产品;二是为国家多积累资金。作法应从市场调查入手，闹清各地药品的长短线、产量、价格及变化，将人家产品不断和自己产品比较，不断调查产量和价格，不断了解用户对我们产品效用、价格、包装各方面的意见。实行以销定产，避免积压。变坐商为行商，派人带样品到各地推销，通过各种宣传工具进行推销。实行联产、联销、联营，具体制订销售奖惩办法······总之，我觉着改革的决心好下，改革的办法好拿，就是有些领导人思想难通，旧体制难变。我觉得在上次座谈会上翔英同志的一句话说得再好不过了：改革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主要是愿不愿的问题。改革的方案不难订，难的是基于观念和私利的阻力。所以我可预料，这个责任制厂长不好当!”
“对!”翔英激动地紧接上“应该充分估计它的阻力和难度。我曾说过，这次改革的意义和难度不亚于推翻三座大山。不过我看这个药厂的新厂长，说难当就难当，说好当就好当。起码有：党中央的国策;全厂职工和全国用户的大力支持。这两个条件，商鞅、王安石和康梁都没有，或不全有。现在改革，受挫、曲折，甚至惨遭人身攻击是必然的，但必然是暂时的。这股历史潮流谁也拦不住。正像拦不住火车奔驰，飞船上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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