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我却是独自在家，她和里奇都出去了。
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我可以看会儿电视，但是……
但是，上帝，我生命中有多少时间浪费在了电视上?每晚两个小时——那就是七百个小时一年。乘上四十年;我的家庭在1960年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那就是28，000小时，或者……
我的上帝。
那是整整二年啊。
再过三年，里奇就九岁了。我愿意放弃一切，只要能看到这一天。
不，我不看电视。
我可以读一本书。我总是遗憾不能为了休闲而阅读。我每天在地铁上花费一个半小时跟踪学术专论和与工作相关的新闻打印稿。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开一本好的小说了。我买了约翰·欧文的《一年寡妇》和特雷斯·M·格林的《生命见证》。所以，是的，今晚我可以开始阅读其中的一本。但谁知道我能不能读完?我生命中已经有太多未完成的事了。
我过去常在苏珊外出时从但丁比萨店订一个比萨饼，大大的，热热的，厚重的馅饼。当地的报纸赞誉它为最重的比萨——盖满意大利辣香肠，两天后你的口气中仍有辣味。苏珊不喜欢但丁比萨店，馅料太多、太辣，所以只要她在，我们会从那个叫作“比萨—比萨”的多伦多连锁店中订一个普通点的。
但是化疗剥夺了我大部分的胃口;今晚我不能面对任何一种比萨。
我可以看一部色情电影。我们有些录像带，因为好玩在几年前买的，却很少看。但是，悲伤的是，化疗也杀死了大部分这方面的欲望。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壁炉上方的架子。那上面放着些小像框：苏珊和我在结婚典礼上;苏珊抱着里奇，那时他刚被我们收养;我在阿尔伯塔荒地，手里握着一柄鹤嘴锄;我出版的一本书《加拿大恐龙》中的黑白作者像;我的父母，大约在四十年以前;苏珊的父亲，像平常一样愁眉不展;我们所有人——我，苏珊和里奇——摆出一个多年前在圣诞贺卡上的造型。
我的家庭。
我的生活。
我向后靠去。沙发的布饰已经磨损了。我们在刚结婚时就买了它。尽管如此.它应该还能再支持些日子……
我独自一人。
机会可能不会再次出现了。
但是我不能。我不能。
我整个一生都是个理智的人，一个长期的人文主义者，一个科学家。
他们说卡尔·萨根直到死前还坚信着无神论。他没有放弃，不承认下列说法具有丝毫可能性：曾经存在过一个上帝，通过某种途径关系着他的生死。
但是——但是，我读过他的小说《接触》，书看完后还看了电影。电影在小说表达的信息中加入了水分。小说是明确的：它说宇宙是由一个科学力量设计出来的。小说是这样结尾的，“在宇宙之前便已经存在着一种智慧”。萨根可能不信仰圣经中的上帝，但至少他承认了创世主的可能性。
他真的这么认为吗?要知道乔治·卢卡斯并不怎么相信“骑士之力”，我们当然也不能要求卡尔完全相信他所写的东西。
斯蒂文·杰·古德也和癌症作过斗争。1982年7月他被确诊为腹部间皮瘤。他是幸运的;他赢了。古德和理查德·道金斯一样，相信纯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观——尽管他们两个无法就此观点的详细解释达成一致。但古德从未说过宗教帮助了他战胜病魔。尽管如此，在他康复后，他写了一本书《石器时代：生命中的科学与宗教》。书中观点表明科学和精神分属两个不同领域，两个“无交界的磁场”——典型的古德式的深奥语言。很明显，宗教是他在与癌症斗争时的重点。
现在轮到我了。
萨根至死都保持了他的立场。古德似乎在两者之间徘徊了一阵子，但最终回到了原来的自我，一个完美的理性主义者。
我呢?
萨根没有碰到外星人，而外星人的大统一场理论指向了创世主的存在。
古德没有碰到来自长蛇星座第二和孔雀星座第四的高级生命形式，而这些生命相信上帝的存在。
但我碰到了。
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叫作《在哈佛寻找上帝》的书。书的名字比它的内容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书中写了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阿里·高曼，在哈佛神学院上学一年的经历。如果我要搜寻寒武纪大爆炸的化石，我会去尤胡国家公园。如果我要搜寻恐龙蛋碎片，我会去蒙大拿或是蒙古。大多数东西需要你到某处寻找，但是上帝——上帝，如果他是普遍存在的——应该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能找着的：在哈佛，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或是在肯尼亚的比萨店中。
事实上，在我看来，如果霍勒斯是对的，那么你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伸出手并以某种正确的方式抓住一片空间，剥去这一片空间的外皮，你就可以发现上帝的机器。“不留意幕后的人是谁……”
我没有留意。我完全忽略了他。
但现在，就在现在，我独自一人。
或许……
上帝，我从未产生过类似的想法。我比萨根懦弱?比古德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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