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罗多夫靠向了座位的靠背，他已经完全断绝了他的退路。
“如果你是一个忠于莫斯科的鼹鼠，我就死定了。”麦克里迪说。
戈罗多夫考虑了一番，苦笑着。
“你为什么回来了？”麦克里迪问。
“这事结果是一个错误，”戈罗多夫说。“我曾经答应过你某件事情，而我在伦敦没能找到。我作出的承诺，我就得履行。然后莫斯科把我紧急召回商量工作。
不服从命令将意味着立即投向西方。不回来继续留在使馆里是没有可被接受的理由的。我原以为我可以来一个星期，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并获准返回伦敦。
“只是在我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发觉已经为时太晚。我受到了重大怀疑，我的家里和办公室遭到了窃听，还到处被跟踪着，禁止去亚曾内沃，局限于在莫斯科中心的毫无意义的工作。顺便说一下，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
他打开公文箱，递给麦克里迪一份薄薄的文件夹。夹子里有５ 张纸，每张纸上都有１ 张照片和１ 个名字。第１ 张照片下的名字是：唐纳德·麦克利恩，第二张是：盖伊·伯吉斯。这两个人都已死，并被埋葬在了他们过继的莫斯科。第３ 张纸上是１ 张熟悉的脸，下面的名字是：基姆·菲尔比，仍在莫斯科生活着。第４ 张脸瘦瘦的，像个苦行僧，名字叫安东尼·布伦特，已在英国受到了羞辱。麦克里迪翻到了第５ 页。
那张照片已经很旧了，显示的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长着乱蓬蓬的波浪式头发和戴着硕大的像猫头鹰那样的眼镜。照片下面的字是：约翰·凯恩克罗思。麦克里迪往后面一靠，叹Ｉ 一口气。
“见鬼，原来是他呀。”
他知道那个名字。凯恩克罗思在战时和战后期间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是一名高级公务员了。他担任过战争内阁大臣汉基勋爵的私人秘书，还在布莱奇利公园的通信情报部门、财政部和战争办公室工作过。４０年代后期他能够接触到核机密。５０年代初，他受到了怀疑，但他什么也没招认，于是他被辞退了。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他获准调到了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到１９８６年时，他已经退休，住在法国。这就是第５ 个人。
基普赛克履行了他的诺言。长达３５年的追查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无辜的人蒙受冤屈了。
“山姆，”戈罗多夫温和地问，“我们这是去哪里？”
“我的星占师说，”麦克里追回答，“我今天要去西方。你也一样。”
桑顿又在高尔基公园的树林中停下车，与后座的其中一个人换了位置并开始了工作。另一个人坐在了前面的位置里假装是司机。没有人胆敢去干涉一位中央委员的汽车，即使他们看见了里面的情况也不敢。党务大员们的轿车总是装有后窗帘，现在这些窗帘已经拉上了。在从窗帘滤进来的阳光照耀下，桑顿开始为他的“客户”进行化装——他总是把由他化装的人称为他的“客户”。
一件薄薄的充气背心，使得这位身材较细的男人具备了伯恩鲍姆教士那样的粗壮体格。然后配上白衬衣、黑裤子、领带和西装。桑顿装上了浓密的灰白色络腮胡子和小胡子，把客户的头发染成了相同的颜色，并从两侧的太阳穴垂下正教教士那种螺旋状的灰白色发卷。再配之以那顶黑色的软毡帽和那只旅行袋后，犹太教教士伯恩鲍姆已经装扮成了，活像头一天他到达时的模样。除了他实际上是另一个人之外。最后，这辆汽车又变回了一辆英国使馆的轿车。
那教士在国家饭店的人口处下车，在里面吃了一顿中饭，用美元付了款，然后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机场。他在下午飞往伦敦的航班订到了座位，他的机票显示他还要转机飞往纽约。
桑顿驾车返回了英国使馆大院，他的另一位客户蜷缩在汽车后座前的地毯上。
他几乎立即又开始工作了，使用的是一副相似的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基础面霜、着色剂、有色隐形镜片和染齿剂。在丹尼斯·冈特戴着使他感到又热又痒的姜色假发并吸引了克格勃一天注意、驾着奥斯汀轿车回来后１０分钟，另一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坐美洲虎出发去机场了，这次由一名真正的司机所驾驶。１ 小时之内，桑顿装扮成英国外交部的那位信使，由巴里·马丁斯驱车把他送往谢列梅杰耶沃机场。
那位教士吸引了通常那些好奇的眼光，但他的证件是完美的，于是他在１５分钟内办完手续进人了候机厅。他坐下来阅读他那本犹太教法典并偶尔用一种无法听清的咕哝声念叨着祈祷。那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差不多被由一大群克格勃特工护送到了候机室的门边，他们要确保那人既不能传递也不能接取一张纸条或一只包裹。
最后抵达的是英国外交部的那位信使，他的手提箱用链子栓在他的左腕上。这一次，桑顿的工具盒放在了他自己的手提箱里面；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提携这只小箱子，因为他的箱子不能受到检查。
丹尼斯·冈特滞留在使馆内。三天后，当另一名装扮成信使的秘情局特工将进人莫斯科并递给冈特一本与他自己的名字——梅森相同的护照时，他将溜出去。在一个确切的同一时刻，两位梅森将在机场的集散大厅的不同卡口通过各种出境手续，而且英国航空公司将接到通知让两名梅森以一名旅客的价格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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