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那天下午，赴伦敦的旅客准时登上了飞机，这架英航班机于５ 点１５分飞离了苏联领空。
不久，那教士在飞机上站起来走到吸烟区，对那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说：“尼古拉，我的朋友，你现在已经到了西方。”
然后他为他俩和外交部的信使买了香按。这个计谋成功了，因为麦克里迪已经注意到他本人、冈特和戈罗多夫全都长着相同的身材。
由于向西飞行节省了时间，他们于７ 点刚过就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世纪大厦的一组人员，在接到马丁斯从莫斯科发来的通知后，正在机场等候着他们。他们一下飞机就被围起来并接走了。
作为一次让步，秘情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同意麦克里迪把尼古拉·戈罗多夫带到他在阿宾顿的公寓里过夜。
“上校，恐怕真正的问讯必须在上午开始。一座相当不错的乡间房屋已经准备妥了。一切都齐备，我向你保证。”
“谢谢你，这我明白。”戈罗多夫说。
当乔·罗思接到麦克里迪的电话召唤后到达时，才刚过１０点钟。他发现在麦克里边那套不起眼的公寓门口走廊里有两名秘情局的彪形大汉，在门厅里又有两名，这使他感到了惊奇。
当门铃按响时，麦克里迪应声来开门。他穿着休闲裤和羊毛衫，手里拿着一只威士忌杯。
“谢谢你过来，乔。进来吧。这里有一个人，我一直想让你们见面。”
他把乔引到了客厅。窗户边的那个人转过身来微笑了。
“晚上好，罗思先生，”戈罗多夫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你。”
罗思站在那里好像浑身麻木了一般。然后他倒进了一把沙发里并接过了麦克里迪递过来的威士忌。戈罗多夫坐在了罗思的对面。
“你最好说一下，”麦克里迪对那位俄罗斯人说，“你比我知道得更多。”
俄罗斯人啜了一口酒，一边沉思着从何处开始叙述。
“波特金项目是在８ 年前开始的，”他说。“原先的想法是由一名低级情报员提出的，但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接管了。这成了他自己的‘孩子’。其目的是把中情局的一名高级情报官诬陷成一名苏联安插进来的间谍，但采用的手法是一定要使人信服，且具有明显的铁证，以致没人会觉得是上当受骗。
“其长远的目的是造成美国中情局内部长期争斗，并由此摧毁职员的土气和挑拨与英国秘情局之间的关系。
“起初没有确定哪一名情报官作为目标，但经过对６ 个人的考虑比较后，选中了凯文·贝利。这有两条理由。一是我们知道因为他的性格他在中情局内部并不是很讨人喜欢。二是他参加过越战，那是一个可能会被对方策反的地方。
“凯文·贝利在越南时被发觉是一名中情局特工，这纯属是例行的。你们知道，我们全都努力确认对方情报官的身份，仔细记录他的提升和成就。有时候，缺少提升也许会播下怨恨的种子，这样，一名聪明的招募员就会设法去策反。嗯，这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全都在这么做。
“与中情局一样，克格勃也不会轻易扔掉任何东西。每一份零星的情报，每一条琐碎的资料，都被仔细地保存起来了。当德洛兹多夫再次查验１９７５年西贡解放后越南人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时，他获得了突破口。你们的文件大多数被烧毁了，但在慌乱中仍有一部分幸存下来了。其中一份文件提到了曾为美国人工作过的一个叫阮文卓的人。
“这份文件是阮文卓生命的结束。他和他的表弟都被抓获——他们没能逃走。
那个表弟被处决了，但阮文卓虽然遭到了长达几个月的刑审，却被送进了北越的劳改营。就是在那里，德洛兹多夫发现了他，在１９８０年时仍活着。在拷问下，他供认曾在越共内部为凯文·贝利工作。河内政府同意合作，于是拍照事宜就安排妥当了。
阮文卓被从劳改营里带出来，并让他饱餐一顿，穿上了一套河内情报部门的上校军服。在越南人侵柬埔寨不久，那些照片被拍摄出来了。照片中的他与其他军官在一起喝茶。彻茶的服务员用了三名，全是河内的特工，然后他们带着那些照片被派往西方去了。此后阮文卓就被消灭了。
“其中一个服务员扮作了坐木船逃离越南的难民，到了香港后把他所珍藏的照片向愿意观看的英国官员大肆炫耀。最后，这张照片被没收了，并被送往英国——按原定计划。”
“我们送了一份复印件给兰利，”麦克里迪说，“作为一种礼貌的姿态。这张照片似乎没有价值。”
“德洛兹多夫已经知道贝利曾参加过凤凰项目，”戈罗多夫继续叙述。“他被我们在西贡的一名特工发现了。这名特工乔装成为外国人社区供酒的瑞典商人。而且德洛兹多夫获悉贝利曾去过美莱，因为贝利后来曾在起诉那位年轻军官的军事法庭上作证。在美国，你们的许多资料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克格勃获取到了这些情况。
“不管怎么说，改变贝利忠诚的一个似乎可行的方案形成了。他于１９７０年对东京的访问也被注意到并被记载下来了——纯属例行工作。德洛兹多夫只要向奥洛夫交待，他德洛兹多夫在某个日期亲自去过东京，去接管和操纵美国中情局的一名叛徒，而且当你们去核查时，日期是相同的。当然，那是后来添加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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