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多岑科认错人了？”其中一位推测道。
“可能。我也这样认为。即使我们找到了这个大叔，他却不是原来我们要找的那个，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他。他藏到哪里去了呢？”他的搭档滔滔不绝地反问道，“如果这个男人出现在儿科或者多岑科的身旁，他应该给个信号。他又在哪里呢？”
“鬼才知道他！好吧，主要的是孩子们没事。我们去找找多岑科，让他知道我们放过了他。”
住院医生室的人告诉他们，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就在医院里什么地方，哪儿也没有去，因为他的白大褂不在衣架上，而他的轻便风衣倒是挂着。
“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侦查员礼貌地问，“他经常呆在哪里？”
“请到三楼看看，第七病房，那里住着一个姑娘，娜塔莎·捷列辛娜，他大概在陪她学习。”
他们又到了三楼，尽管已经知道娜塔莎不在病房里。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是他自己推着娜塔莎在散步。”一位护士告诉他们，“他说，同事会开车来接他，他现在有空，把我替换下来了。”
侦查员走出大楼，不慌不忙地在偌大的公园里溜达着寻找多岑科和娜塔莎·捷列辛娜。时间流逝，林阴道空了，病人们都返回了自己的病房，探视的人也已经回家，但是没有见到穿医生白大褂的高个子黑眼睛的男人和坐残疾人轮椅的美丽苍白的姑娘。
“大概是走岔了没有遇上？”他们恍然大悟，赶快返回大楼。
“就是嘛，今天怎么这么不顺利，一个也没有盯上，找谁漏谁。”
但是到了科部才知道，娜塔莎同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多岑科散步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们不露声色，似乎什么意外情况都没有发生，侦查员又走到楼外，这才像换了个人似的。
“赶快找，”个子矮些的那个发令道，“出事了，没有枪根本对付不了多岑科，他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男子汉，不可能不声不响地把他从这里带走而不让人发现。”
半小时后，他们意外地发现，米沙躺在灌木丛中。他失去了知觉，娜塔莎·捷列辛娜失踪了。
他们就像两个一年级小学生似的受骗了，现在这一点非常明显。随便塞给他们一个人，这个人接近描述的模样，像肖像上画出来的样子。这件事情不难，把注意力转到他身上。他们明白，侦探一定能对他的出现做出反应。不可能不做出反应。当然，这个男人有真正的证件和天衣无缝的履历，没有破绽，对此可以不怀疑。他堂而皇之到医院来肯定有完全正当的、经得起审查的理由。多岑科看见他在儿科旁边，应该放下一切，专心去对付他，拦着他检查证件。也许，把他带到科里去，直到验明身份，接下来道个歉再放他走。孩子们在此期间没有“保护”也不要紧。
实质上不完全如此，但刻板的公式就是这么安排的。多岑科的确对酷似肖像的陌生人的出现做出了反应，但是他不是置娜塔莎于不顾，把她交给一个不懂事的护士，从他的后面猛冲上去，而是相反，让护士走开，自己留下来陪着姑娘。但是这也没有挽回局面，因为戏剧性的场面的导演和上演原本是指向轻信的护士的，还实施得非常专业。结果却把米沙蒙了。之所以蒙了，是因为他已经看见了“萨沙叔叔”，五分钟前看见的，当时他想，他去儿科要干什么，他通知上阵的侦查员是否来得及截住他。心理谋划很准确。
绑架者用加了烈性毒药的瓦斯气瓶，迷倒了米沙，然后大摇大摆地推着娜塔莎的轮椅上了大街。多半也让她“吸进”了毒气，让她不能发出喊声。对一个健康人使用瓦斯气瓶，必须拿在手上或者用车拉着，这当然不能不让周围的人发觉。一个失去知觉的坐在残疾人轮椅上的人，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他反正坐着不能动，如果他的头偏向一边，大概是他习惯这样，或者是在新鲜空气中打瞌睡，因为毕竟是病人。至于用小汽车把这个人从医院送到别的地方去——这太平常了。人们往这家医院送来这类摔伤病人——糟透了。有的人经过手术和治疗，可以用自己的双腿走出去，大量的就是这样坐在轮椅上度过今后全部时光。而多岑科叫侦查员下车来帮忙追踪，等于让自己的空间失去了监视，无意中自己帮了绑架者的忙。
“这样的失误连我都想不起来，”娜斯佳心情沉重地对戈尔杰耶夫说，“通过这件事可以教育年轻侦探，工作中忌讳什么。错上加错。但是最糟糕的是，我不明白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环节。要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个神奇的医生就是‘萨沙叔叔’，他因为某些纯粹个人的动机杀死了阿尼斯科维茨。然后开始消灭一切可能认出他并且向我们提供证据证明他同捷列辛家的关系的人。他为什么要隐瞒这层关系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曾经相信，他隐瞒关系的动机也仅仅是个人计划。但是假如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只是一个单干的杀人犯。在私事中没有帮凶或者同伙。然而现在如何？一切都颠倒过来了。”
“哎，哎，”维克多·阿列克谢维奇阴阳怪气地随声附和，“好吧，你见多识广。依你高见，现在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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