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受到苏军周到的治疗，是因为我昏迷不醒时用俄语说了梦话——是我后来听说的。上次也说过，我有一定的俄语基础，在新京较为空闲的参谋本部服役期间又不住地磨炼，到战争末期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了。新京城住有不少白俄人，又有年轻的俄国女侍，不愁找不到人练习口语。结果人事不省时顺嘴说出。
苏军一开始就打算占领满洲后把俘虏的日本兵送去西伯利亚进行qiáng制劳动，一如欧洲战争后对德军采取的作法。苏联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济由于长期战争而面临严重危机，所有地方都有人手不足问题。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作为成人男xing劳动力的俘虏。为此势必需要很多翻译，但数量远远不够。惟其如此，才优先把我送去赤塔医院，以不让可能会讲俄语的我死掉。假如我不冒出俄语梦话来，肯定被扔在那里不管很快一命呜呼，连个墓标也没有地埋在哈拉尔的河边。命运这东西委实不可思议。
我作为翻译要员受到严格的身份审查，又接受数月思想教育，之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煤矿。
那期间的详qíng就不细说了。学生时代我偷偷看过几本马克思著作，总体上并非不赞同共产主义思想。但现在若要我全面信奉，我则受阻于我所见过的太多东西。由于我所属的部门和qíng报部门的关系，我十分清楚斯大林及其傀儡独裁者在蒙古国内实行怎样的血腥镇压。革命以来他们将数以万计的喇嘛地主及反对势力送进收容所无qíng除掉了。在苏联国内的所作所为也完全如此。纵然对于思想本身我可以相信，也无法信任将这一思想和大义付诸实践的组织和人。我们日本人在满洲gān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害了多少的中国人！这点你肯定无从想象。
况且我曾目睹苏联军官和蒙古人活剥人皮的地狱场面，其后又被bī进蒙古一口深井，在那奇妙而qiáng烈的光照中半点不剩地失去了生之热qíng。这样的人如何能相信什么思想什么政治呢！
我作为翻译在下矿gān活的日本俘虏兵和苏方之间充当联络员。西伯利亚其他收容所qíng况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所在的煤矿每天都有人死去。在那里死因无所不有：营养失调、剧烈的体力消耗、损顶事故、冒水事故、卫生设施不足造成的传染病、难以置信的冬日严寒、看守bào行、对于轻微反抗的残酷镇压，还有日本人之间的致命殴打。人们有时候相互憎恨相互猜疑、战战兢兢。悲观绝望。
每当死者增加、劳动力数量渐渐减少，便有新兵不知从哪里由火车悄悄拉来。他们衣着槛接骨瘦如柴，其中两成受不住煤矿剧烈的劳动，不出几个星期就死掉了。死后统统被投进废弃的深竖井中。几乎所有季节都冰天雪地，掘墓也掘不了，锹尖根本进不去。废井于是成了最佳墓场。又深又暗又冷，～点味儿都没有。我们时常从上面洒石灰。快填满时，便从上面封顶一般扔上扔石块，转移到下一个竖井。
不仅仅死去的，为了杀一儆百，有时连活人都被扔进去。苏军看守把采取反抗态度的日本兵拉到外面，装进麻袋打断四肢，然后投进黑dòngdòng的地狱。我至今仍能听到他们的惨叫。
简直是人间地狱。
煤矿作为重要战略设施，由党中央派来的人进行指导，由军队严加警备。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政治督导员据说和斯大林是同乡，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严厉冷酷。脑袋里装的只是煤矿产量的数字，至于劳动力消耗根本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只要产值上去，中央就会将这里视为优秀煤矿，作为奖赏而优先补充足够的劳动力。所以，即使死人再多，也不会减员，缺多少补充多少。为了提高成绩，他们一个接一个开来一般不会开采的危险煤矿，事故当然有增无减，但事故完全不在话下。
冷酷的也不全部是上边的人。现场看守本身几乎全是犯人出身，没受过教育，残忍至极，报复心重得令人震惊。这些人身上几乎找不到同qíng友爱之心。天涯海角般的西伯利亚严寒，天长日久简直把他们变成了人以外别的什么生物。他们在哪里犯了罪，被关进西伯利亚监狱，在那里服完长期徒刑，早已没了归宿没了家庭，于是娶妻生子在西伯利亚安顿下来。
被送来煤矿的不单单是日本兵，还有为数众多的俄国犯人。他们大多想必是遭到斯大林清洗的政治犯和前军官。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气质高雅不凡。也有——尽管数量不多——妇女和儿童。估计是被拆得天各一方的政治犯家属。女孩子做饭扫地洗衣服。大些的姑娘甚至被迫从事卖yín之类。也不仅俄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皮肤微黑的外国人（大概是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也被火车运来。居住区分成三个。一个是集中住有日本俘虏兵的最大居住区，一个是其他犯人和俘虏居住区，此外便是非犯人居住的地带。
在煤矿劳动的一般矿工、专家、警备部队的军官、看守及其家属或普通俄罗斯市民都住在这里。车站附近另有一大片兵营。俘虏或囚犯禁止从那里经过。居住区与居住区之间拦着几道铁丝网，端着机关枪的士兵往来巡逻。
不过，我因为具有翻译联络员资格，也有事天天要去总部，只要出示通行证，基本可以在各区之间自由通行。总部附近有铁路车站，站前有二座小镇。镇上有卖日用品的门面寒接的商店，有酒馆，有中央来的官僚和高级军官专用的宿舍。有饮马池的广场上飘扬着苏维埃联邦的巨幅红旗。旗下停有一辆坦克，全副武装的年轻士兵经常一副百无聊赖的神qíng靠机枪懒洋洋站着。那前面有一所新建的医院，门前照例立着约瑟夫·斯大林巨大的塑像。
我碰见那个人是1947年chūn天，记得雪终于融化，应该是5月初。我被送来这里转眼一年半过去了。那个人身穿俄国犯人穿的囚服，和十多个同伴一起从事车站维修工程。拿锤子把石头打碎，用来铺路。四下里回dàng着锤击磁石的当当声。我去煤矿管理总部报告完回来，从那站前通过。监督施工的下级军官把我叫住，命令出示通行证。我从衣袋掏出递给他。身材高大的中士满脸狐疑看了半天，但他显然认不得字。于是叫来一个正gān活的犯人，叫他念通行证上的字。此犯人与他身边gān活的其他犯人不同，显得颇有教养。但他就是那个人。一看见他，我顿时面色苍白，呼吸都几乎停止，就像溺水时透不过气一样。
居然是那个在哈拉哈河对岸让蒙古人剥山本皮的苏联军官！他瘦了，头发一直秃到头顶，门牙少了一颗。衣服不再是一道把没有的军装，而是脏兮兮的囚服，脚上不再是光闪闪的长筒靴，而是开着窟窿的布鞋。眼镜片脏损得一塌糊涂，镜腿也弯了。但他无疑是那个军官，不可能认错。对方也重新盯视我的脸。大概对我过于茫然呆然的仁立不动感到诧异。同九年前相比，我想自己也同样瘦了，老了。头上甚至夹杂白发。但看样子他终于记起了我，脸上浮现出惊愕——他肯定以为我早已在蒙古井底化为粪土。作为我也做梦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西伯利亚的煤矿小镇碰上身穿囚服的那个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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