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很快掩住惊愕，对着脖子挎着机枪的不识字的中土以沉静的声音朗读通行证：我的姓名、我的翻译身份、我的可越区通行资格等。中土将通行证还给我，扬了扬下巴说可以了。
走一会我回头看去。对方也在看我，脸上似乎现出浅浅的微笑——也许是我的错觉。好半天我都两腿发抖走不好路。当时的恐怖场景刹那间历历复苏过来。
我猜测他大概因为什么垮台而被作为囚犯送来这西伯利亚。这在当时的苏联绝不稀罕。
政府内、党内、军内斗争愈演愈烈，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猜忌也使得斗争变本加厉。下台的人只粗略经过一下审判便马上被枪毙或送入收容所。结果哪个更好只有天晓得了。因为纵免一死，也无非落得从事严酷至极的奴隶xing劳动，直到gān死为止。我们日本兵是战时俘虏，活下来尚有返回祖国的希望。而被驱逐的俄国人则几乎没有生机。那个人想必也将在这西伯利亚大地上化为～坏huáng土。
然而有一点我放心不下：现在他已掌握了我的姓名住所。战前我同山本一起参加了——尽管自己也蒙在鼓里——秘密战斗，渡过哈拉哈河，潜入蒙古境内进行间谍活动。万一这一事实从他嘴里透露给谁，我势必处境不妙。但他终归没有密告我。事后得知，那时他正在悄悄制定更为长远的计划。
一星期后我又在站前看见他。他依然身穿满是污垢的囚服，脚带铁链，用铁锤敲石头。
我看他，他也看我。他把锤子放在地上，像穿军装时那样伸长腰对着我这边。这回他脸上浮现出了无
可怀疑的微笑。尽管笑得极其轻微，但笑毕竟是笑。只是那笑里边含有足以使我脊背冻僵的冷酷，那便是他观看给山本剥皮时的眼神。我一声不响走了过去。
苏军的司令部里边，仅有一个和我亲切jiāo谈的军官。他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和我同样学的是地理，年龄也不相上下，同样对绘制地图感兴趣。由于这样的关系，两人经常借题发挥谈论绘制地图方面的专业xing话题，以此消磨时间。他对于关东军绘制的满洲作战地图怀有个人兴趣。他的上司在旁边时当然不能谈，不在时便趁机畅谈共同的专业。他不时送食物给我，还把留在基辅的妻子相片给我看。在我被苏联扣留的漫长时间里，他是能让我多少感到亲切的唯一的俄国人。
一次，我以无所谓的语气问起在车站gān活的那伙犯人，说其中有一个人看气氛不像普通囚犯，说不定以前地位很高，并详细介绍了其相貌特征。他——此人名叫尼古拉——神qíng肃然地看着我。
“剥皮鲍里斯！”他说，“为了自身安全，最好不要对那个人怀有什么兴趣。”
我问为什么。尼古拉看样子不大想说。但若我有意可以也曾经为他提供若gān方便，于是尼古拉终于很不qíng愿地把剥皮鲍里斯被送来煤矿的原委讲给了我。“我说的对谁也不要讲哟！”尼古拉说，“不开玩笑，他那个人的确非同小可。我也是一丝一毫不想和他沾边的。”
据尼古拉讲，qíng况是这样的：剥皮鲍里斯原名叫鲍里斯·格络莫夫，果不出我所料，是内务部秘密警察，NKGB的少校。在乔巴山掌握实权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的1938年，被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乌兰巴托，在那里依照贝利亚领导的苏联秘密警察模式组建了蒙古秘密警察，在镇压反革命势力当中大显身手。人们被他们驱赶集中，投入收容所，受到拷问。大凡有一点嫌疑的以至多少可疑的人，全被gāngān净净地gān掉。
带门坎战役结束，东面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之后，他立即被召回中央。这次被派往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东部，负责清洗旧波兰军队。在那里他得到了“剥皮鲍里斯”外号。因为拷问中他使用从蒙古领来的汉子活剥人皮。波兰人当然怕他怕得要死，凡是直接目睹剥皮的人无不统统坦白。德军突然突破国境线而抗德战争开始后，他从旧波兰撤回莫斯科。很多人因涉嫌有组织地里通希特勒而遭到逮捕，或被稀里糊涂地杀害或被关进收容所。这期间他也作为贝利亚的得力心腹滥用其拿手的拷问大发yín威。斯大林与贝利亚为了掩饰未能事先预测纳粹进攻的责任并巩固领导体制，不能不捏造出这种内好之说。在严刑拷打阶段很多人便被无谓地杀害。据说——真伪不得而知——那期间鲍里斯及其手下几个蒙古人至少剥了五个人的皮，鲍里斯甚至把剥下的皮挂在房间里加以炫耀。
鲍里斯一方面生xing残忍，一方面又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正由于小心谨慎，他才得以避过所有的yīn谋和清洗。贝利亚对他喜爱得一如亲子。然而或许有点过于得意，～次他gān过了头。那是一次致命的失败。他以在乌克兰战役中私通纳粹德国党卫军坦克部队的嫌疑逮捕了一名坦克部队的部队长，审讯当中予以杀害——将烧红的烙铁伸进身体各个部位（耳xué、鼻孔、肛门、阳物等等）折磨致死。不料这名军官是身居高位的某共产党gān部的侄子。事后红军总参谋部通过周密调查，查明该军官纯属无辜。不用说，那名共产党gān部大发雷霆，伤了面子的红军也不肯忍气吞声。这回即使是贝利亚也无力包庇了。鲍里斯当即被解职押上法庭，同蒙古副官一起被判以死刑。但NKGB全力为其争取减刑，结果鲍里斯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进行qiáng制劳动（蒙古人则被处以绞刑）。贝利亚那时给狱中的鲍里斯悄悄悄去口信，叫他自己设法在那里存活一年，那期间他往红军和党那里打通门路，一定恢复他往日地位——至少据尼古拉说来是这样的。
“知道吗，间官，”尼古拉压低噪音说，“这里普遍相信鲍里斯早晚重回中央，说贝利亚很快就会把那家伙救出去。不错，这个收容所目前由党中央和红军管理，贝利亚不便贸然下手。但也不能因此麻痹大意，风向说变就变。要是现在让那家伙在这里受苦受难，到那时候肯定遭到骇人听闻的报复，这是明摆着的事。世上固然傻瓜不少，但自己往自己死刑判决书上签名的却是一个也没有。所以他在这里被奉为上宾，生怕碰他这个肿包。住宾馆让人侍候毕竟不可能，为摆样子也得让他带脚镣gān些轻活。但即使现在也给他住单人房，烟酒随便受用。若让我说，那家伙跟毒蛇没什么两样，留着对国家对谁都没好处。有人半夜里一下子割断他的喉咙该有多好！”
一天，我正从车站附近路过，那个大个子中止再次把我叫住。我取出通行证给他看，他却摇头不接，而叫我马上到站长室去。我莫名其妙地跟到站长室一看，是身穿囚服的鲍里斯格洛莫夫在等我。他正坐在站长桌前喝茶。我呆呆立在门口不动。鲍里斯没再带脚镣，招手让我进去。
“哎呀，间官中尉，好久不见了嘛！”他和颜悦色地笑道，并劝我吸烟，我摇头拒绝。
他自己叼支烟擦火柴点燃，说道：“一晃不见九年了，或者八年？反正你还好端端活着就谢天谢地。故友重逢，～大喜事啊！尤其在那场残酷的大战之后。不是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从那眼混账井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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