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我是不敢干的。他俩没人惹得起，可要换做我往大家吃水的井里尿尿，被抓住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的祖父早年曾是村里的教书先生，解放前还参加过“国军”，在十年浩劫中被斗得几乎精神失常。浩劫虽然过去了，但我们家在村里却没翻过身来。一直快到10岁了，我也没有捞到一次抬食罐的机会。那时年纪还小，但已经知道了担心，怕没走过“官道”，长大了也没本事。所以，每次村子里有白事，听到别人在村长和支书面前说“大任和必升小小年纪就把官道趟顺溜了，大了肯定有出息当大官”，我总是惭愧地躲到一边去。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四年级的那年秋天，我终于有了一次走“官道”的机会。
☆、第63章 长须水鬼
我去走棺道，那么，大任和必升呢?
大任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因为必升进了棺道。
与往常不同的是，必升这次是被别人抬进去。
听人讲，必升是掉进井里溺亡的。按说未成年人死亡，跟老人寿亡不同，一般都不用搭棺道。可是，他爹是村干部，又心疼必升，非要按着大人的规矩来。只是不葬进祖坟，也不用棺材，因为这两样都是大忌。
未成年人的尸体不能久放，必升死的第二天就用席子卷起来抬进了棺道。而那抬食罐的“美差”，竟然出乎意料地落到了我的身上。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给夭亡的人抬食罐，那是要折大运的。不管给多少钱，也没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干这个。
当时，我正在学校上课。
班主任进教室把我叫出去，带到了学校门口，村里的张会计正眯着眼睛等在那里。
张会计小眼睛大脑袋粗脖子，留着个大背头，怎么看都不像个算账的会计，倒像是抗日电影里鬼子官身边的汉奸特务队长。
他见我来了，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两块钱塞到我手里，说：“今天晚上，你去送食罐。”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张会计以为我不想去，又塞我手里两块钱：“算啦，都给你吧!吃完晚上饭，到村头石磨房!小子，别忘了!要是不去，钱退我，我还得揍你。”
说完，张会计使劲朝我瞪了瞪他的小眼睛，挥了挥拳头，走了。
张会计走了没几步，又转身回来，捏着我的脸道：“别告诉你爹。也别告诉别人。”
我把四块钱放在手心里攥了差不多一天，直到钱都变得湿哒哒的。
八十年代末，这几块钱对于一个孩子还是天文数字。一整天，我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心里总突突乱跳。
吃了晚饭，天已经擦黑了，我跟母亲说：“我，我去玩一会!”
“去吧!去吧!这孩子，天天吃了饭就出去疯跑!——离井口远点!”听着母亲的唠叨，我忐忑地离开家门。
我偷偷摸摸从村子边上绕着走，一路上生怕被别人看见。
现在想想，那时农村的孩子真是老实到几乎傻的地步。
到了石磨坊的时候，张会计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二话不说，抓着我的胳膊就朝村外走去。
在村子外边，有一片稀稀拉拉的松树林。这里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就是一个乱坟岗，周围村子只要是冤死的、夭亡的、各种原因死了后入不了祖坟的，大都被埋在了这里。
离老远我就看到，松树林里影影绰绰有一片白，似乎还有些光亮。
那就是棺道吧!我心里想着。
张会计越走越快，我几乎一溜小跑地被他拖着走。快到棺道的时候，就听那边传来了喊话声：“来了么?”
“来了!”张会计答话间，已经拉着我来到了棺道跟前。
棺道大概有三四十米长，比一般寿终正寝的还要长了不少，只是高度和宽度都小了些，而且搭建得歪歪扭扭，估计是时间来不及弄得更细致。棺道上没有糊纸，而是用不少玉米秸绑扎到一块，喷洒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灰浆。这也难怪，这么长的棺道，别说是白纸，就算黄草纸一时间也很难凑够。
棺道的入口处，挂着一个烧煤油的马灯。
马灯下面，只有两个跟必升他爹关系不错的人正在喝着酒，听到张会计来了，此时已经站起来。
我见过别的送食罐的场景，都有一大堆人围着看热闹，甚至有喜丧的，人们嘻嘻哈哈插科打诨，大任和必升就连蹦带蹿地把食罐抬了进去，放到了棺床底下。
这次的场景却和平常完全不一样，根本不是我想象中抬食罐的场面。我左右看了看，见没有别人，于是问：“大任呢?”
“大任病了，没来。傻小子，你一个人不更好呀，还能多得两块钱。”张会计说。
“可是，可是，我一个人，食罐子没法抬……”
食罐虽然不是很大很重，但却要用绳子绑好，两个人抬进去。如果是一个人，而且是个孩子，那么一个圆咕噜的东西，确实不好搬。
“是呀!那怎么办?”张会计问那两个人。
“哦，都弄好了，这不，你看?”其中一个人一闪身，露出了身后的食罐。
借着马灯的灯光，我看到，这个食罐不大，高不到半米，直径也就二十公分。食罐上套了一个麻绳编的网兜，上边有个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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