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一郎从小身体就不好，上了中学还很虚弱。但在父母的眼里，他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智商也是很高的。作为专业教育工作者，大野夫妇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是非常认真的，他们为此定了好多规定，例如，尽可能全家一起吃饭，一起出去旅游啦，尽可能不让孩子在物质上感到贫乏啦，价值观摆在学习成绩之上啦，培养孩子坚韧不拔的精神啦，教育孩子要理解别人的痛苦啦……
另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动手打孩子。大野的父亲酗酒，动不动就打孩子，大野是在父亲的打骂之下长大的，在学校也经常挨老师的打，因此非常痛恨打骂孩子的家长和老师。加叶子小时候也经常挨七重的打，对此也是深恶痛绝。打孩子绝对不是好的教育方法，两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深知这一点，他们发誓决不打骂孩子。
但是，尽可能全家一起吃饭这一条就没有做到。因为两个人工作都很忙，所以经常是由七重来照顾香一郎。
“不过，香一郎并没有觉得不开心过。”在法庭上，大野和加叶子都这么说。
香一郎从4岁起上了加叶子当阿姨的幼儿园。整天能够跟母亲在一起，对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但是，作为班主任的加叶子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自己从来没有接送过香一郎，而是让七重接送。在幼儿园里，不但不允许香一郎叫妈妈，还经常故意当着别的孩子的面叱责他。香一郎呢，默默地接受着母亲无缘无故地叱责，做了“加叶子的优等生”。
社会上普遍重视学历的倾向，在教育界造成了许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大野的工作越来越忙了。非常关心教育问题的他，不但在单位里接待来访的学生家长，家里也成了来访接待室。香一郎看着父亲忙碌的身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上小学时，他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就是，《为大家排忧解难的父亲》。
但是，大野一心为别人排忧解难，却忽视了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他把教育香一郎的任务完全交给了加叶子和七重。
结果，大野一家不但没有一起出去旅行过，就连晚饭也很少在一起吃。对此香一郎也是毫无怨言。
“香一郎经常看到我碰到有问题的孩子和家长时那苦恼的样子，经常听到我岳母在厨房里痛骂那些有问题的孩子和家长，所以暗暗下了决心，决不做让父亲烦恼的孩子，决不做让姥姥痛骂的外孙……”大野在法庭上说。
香一郎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邻居们都羡慕大野家有一个好孩子。法庭上，证人席上的老师和邻居们都证实了这一点。
在香一郎进入小学的那一年，大野家贷款盖了一所相当豪华的房子。大野夫妇希望香一郎将来也在这里结婚生子。房子盖好的那一天，大野请来了很多朋友庆祝竣工。一家四口在新居前边照了一张全家福。那天香一郎感冒了，身体不舒服，照相的时候哭丧着脸，但这并没有影响全家人高兴到极点的情绪。
可是，如此幸福的一个家庭，为什么会落入悲剧的结局呢？大野在法庭上追述了危机和悲剧的前兆。
第一次危机是香一郎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香一郎身体不好，有哮喘病，经常不能上体育课，加上身材矮小，在班里成了被某些品行不好的同学欺负的对象。可是，他从来不把自己被欺负的事告诉父母。有同学看不下去，告诉了老师，大野夫妇从老师那里知道了香一郎被欺负的情况。
大野夫妇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作为职业教育工作者，居然连自己的孩子被欺负的事都没有注意到！大野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狠狠地批评香一郎为什么不告诉父母。
大野一直认为，孩子被欺负，父母应该出面解决问题，自己的孩子当然也不例外。于是，他亲自找到那些欺负香一郎的孩子的父母，耐心地跟他们谈孩子的教育问题。可是，那些家长们都说是小孩子打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人不该搀和进来。
“由于周围的家长不能理解欺负弱者跟小孩子打架的区别，香一郎遭了大罪了。尽管我想把我的孩子教育好，但在那样的环境中，最终是我的孩子被毒害，结果变成了坏孩子。”大野站在被告席上悔恨交加地说。
恰恰在那个时候，加叶子时隔9年又怀孕了。生香一郎的时候就是剖腹产，这第二个孩子到底生不生，一度很犹豫，但考虑到香一郎一个人太孤单，于是决定为他生个小弟弟或小妹妹。
有一天，一个邻居的孩子跑来向挺着大肚子在家里休息的加叶子报告说，香一郎又在被人欺负了。加叶子匆匆赶去，看见香一郎被5个同学围在中间，连忙大声制止。可是，那几个孩子装着没事的样子说，什么都没干。香一郎被夹在母亲和同学之间，觉得非常下不来台，大喊一声“你别管”，就向加叶子撞了过去。力气虽然不大，却把心里充满了失望感的加叶子撞倒在地，重重地摔了一跤，肚子里的孩子流产了。
大野回来以后，严厉地教训了香一郎一顿，“妈妈再也不能为你生小弟弟小妹妹了！你把妈妈弄得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香一郎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哭，哮喘病更厉害了。
大野所说的第二个危机，发生在香一郎小学6年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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