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提根对专员动之以情，向他恳求：克诺里总警监的被杀以及与莎侬·凯利的分手使马尔维悲痛欲绝、脆弱无助。桑普森不为所动。
布伦达·摩尔在通过了警监的升职考试后，最近先被提拔为副高级警监，然后是正高级警监，现在负责管理专员总部的全体职员，他在下午3时左右加入了会谈，但只是听着——一贯如此。
当会谈结束的时候，看起来马尔维已经毫无希望了，他被安排在次日上午和专员会面。占用了专员时间，拉提根和普莱斯勒向专员表示感谢后离开了警局总部，愤怒而又沮丧。对一个亟需重建价值体系的部门来说，桑普森肩负着恢复操守的使命，这点他们可以理解，但是肯尼·拉提根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威廉·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台词：“慈悲是不会损伤人们的，它像自天而降温煦的雨，落在地面上：它是双倍的祝福；慈悲祝福施予的人，也祝福接受的人。”当他和普莱斯勒分手后，他仍然在深思，这些话在他头脑中一遍遍地重复着，直到他回到家。
现在和摩尔高级警监单独呆在了一起，桑普森专员感到被这次会谈弄得筋疲力尽。他非常喜爱肯尼·拉提根，对普莱斯勒也抱有深切的爱护之情。这种爱是因为他们在一起从事着一项充满危险的工作，这是那些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人才能理解的、在相互之间产生的爱。
“哎，布伦达，你一句话都没说。但我知道你有看法，是什么？”
“头儿，”摩尔缓慢但是坚定地说，“你别无选择。对一位勇敢的警察，你必须尊重并且示以应有的敬意。他是死去的吉姆·克诺里总警监，如果他知道他死之前本有机会帮助这个他妈的遇到麻烦的可怜孩子，他是不会瞑目的。”
摩尔的粗话让专员深为震惊，因为不仅他本人克制说脏话，对任何敢在他面前说脏话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他都会生气地与之较劲。与摩尔相识这么多年以来，他这位门生从来没有使用过那样的语言。摩尔没有等专员做出反应就离开了房间，自己也感到震惊和颤抖。他对自己感到恶心。他乘电梯从第14层下到大厅，然后步行一个半街区来到了圣安德鲁罗马天主教堂，它位于以此教堂命名的广场上。他在教堂的最后一排坐了一会儿，注视着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困惑地问自己，“这工作是不是最终影响我了？”在布伦达·摩尔的职业生涯里，这是他第一次认真考虑退出的问题。他做出了一个个人决定，如果没有让马尔维复职，他将申请退休。
1977年5月27日，纽约市警察罗伯特·马尔维警司紧张不安地撕开了从纽约市警察专员办公室寄来的信封，焦虑地阅读着命令：“生效时间1977年5月28日上午8点，向内务处报到，接受即将的委派。”
签名是布伦达·摩尔，高级警监，警察专员办公室的指挥官。
在命令的底部还潦草地写着这样几句话：“我知道你会让克诺里总警监和我为你感到无比骄傲的。祝你好运，罗伯特。谨上，维吉尔·桑普森。”
当马尔维讲完他的故事后，他期待着史蒂文的反应。他的外甥一直缄默不语。
马尔维继续说：“所以，你看，我做的事不关任何人的错，更不是警察局的错。是我自找的，但我不会原谅我对你做的事情。史蒂文，让我们跟拉里·格林谈谈，看看有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
史蒂文慢慢地站起身，走向他舅舅。马尔维坐在位于牢房另一端的床边，双手抱头，身体在颤抖。
“罗伯特舅舅，”他轻柔地说，“我爱你，但是你刚才告诉我的一切并不能改变我的观点，那个该死的任务毁了你。”史蒂文拥抱着马尔维，说，“罗伯特舅舅，你必须相信我，我没杀那些人。我是无辜的。”
马尔维和他的外甥见过面之后，在拉里·格林的办公室里和他进行了会晤。马尔维满怀希望。
“拉里，即使在我告诉了史蒂文我做的这些事情之后，他仍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当你跟他说这些的时候，他看上去焦虑激动吗？”
“不。”罗伯特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噢，真不错啊，”格林简单地答道，“那个小个子戈斯掌握了所有的证据，而你能够提供给我的只是个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否认。罗伯特，让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考虑到这起案件涉及的暴力程度，再加上在家中他曾多次目睹他母亲被打所造成的伤害，也许人们会得出另一个答案。”
“究竟是什么答案？”
“你的外甥可能真的是个杀人犯。”
“如果真是这样，那能做些什么？”
“如果摩尔那边没有什么奇迹发生的话，我们必须迅速——我的意思是现在——提出严重精神紊乱这项抗辩。但是史蒂文得承认谋杀事实，而且该精神状况——在谋杀之前已经存在——需经过精神病学专家的确认，在此情况下我才能使用此项抗辩。如果陪审团接受这一抗辩，史蒂文不会被判入狱，而会关在精神病医院里接受治疗。某一天他也许会被释放，这完全有可能。我们另一个选择就是继续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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