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嘲热讽并没有影响内文斯警察专员的自豪感。他成功了。由于这一战略行动，由街道警察对那些触犯了法律并且攻击司法体系的警察执行逮捕变得合理合法了——也许会永远如此，他这样希望。
专员立即发布命令，任何警员，如果在内务部门服役少于最低18个月，就不可能升入侦探局并获得人人渴求的金质盾形警徽。内务部门不再是个处级单位，而是被提升为更具威望的局级编制，与情报局、命案局、重大诈骗局以及纽约市警察局中其他高级别单位的地位相当。
而且，探员为了获得晋升三级的资格——从第三级到第二级再到第一级，必须额外附加在内务局任职一年的条件。任何警察想获得参加晋升警司、警督或警监考试的资格必须自愿在内务局工作至少六个月。最后，警监要升到高级警监或者其他各级别的警监警衔必须至少在内务局任职18个月。
内文斯不仅成功地摧毁了蓝墙，而且消除了将内务局的工作视为耻辱的看法，不仅把在那儿任职和升职联系在一起，而且将其视为荣誉。一周之内，许多人都等着被派到这个新局任职，人数之多需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名单。
新闻综述发布后的第二天，巡警慈善协会和警司慈善协会对新闻界发布了一条声明：“我们已经审查过用来指控名为‘布什终点站匪帮’的被告的证据。我们认为这些指控完全真实，因此被告无权享有由巡警慈善协会或警司慈善协会聘用的律师对其案件进行代理的权利。”该声明由巡警慈善协会主席威廉·P.莱利和警司慈善协会主席肖恩·托宾签署。
不出任何人所料，自然内文斯局长或普莱斯勒高级警监不会感到意外，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是警司中第一位申请前往内务局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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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弗莱特布什大街，
尤尼奥尔饭店，
1992年11月初
布鲁克林的尤尼奥尔饭店以其奶酪蛋糕举世闻名，如果你是位具有政治野心的律师，这个地方不得不去。每天早餐时分，从6点半开始，每张桌子都变成了一个权力中心。金斯县的共和党及民主党政治大佬们在不同的桌子上和请求者们见面——想寻求诸如在法官门下出任法律秘书之类工作的律师们，而给法官们配备的职员大都是由这些政治头脑们控制的。当然，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人承认存在着如此明目昭彰的恩惠。而且这也是个和募捐人见面的机会，他们提供着政治生命的血液：金钱。
这些会谈也为选民们提供了寻求帮助的机会，或者，用政治圈内的术语，这被称为“契约”。给某选民或其亲戚、朋友找份工作就是完成了一份契约。当然，正如“契约”这一术语在商业上的意义，人们总是期待能得到些回报。自从许多政治头脑们因受贿而被投入大牢之后，回报的形式已变得复杂微妙得多。它们发展成为某位政治专栏作家所称的合法贪污——没错，是报酬，但是以某种能够避开刑事指控的方式支付的：让政治头脑和其妻子或女友在巴哈马群岛度过一个长长的、快乐的周末，开销则是某个得到公职的人的大款叔叔支付的；在某份契约完成后的数月之后，为政治头脑们定下的候选人参加州议会的竞选活动而慷慨解囊，这让证明谋求职位与政治献金两者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太可能。对那些控制着职位的人来说，政治仍是有利可图的。
在尤尼奥尔饭店的后面还有一块地方，如果这里有人正在进行严肃、秘密的事情，便禁止其他顾客进入，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周六的大早，关于史蒂文·霍尔特的案件正是在这里进行商议的。这是在布伦达·摩尔的要求之下召集的，以便汇报一下他的调查。坐在桌边的有拉里·格林、莎侬和罗伯特·马尔维夫妇、副总警监伯尼·普莱斯勒、昆士县地区检察官肯尼·拉提根和其长期的良师益友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巴迪·库珀。摩尔信任他们中任何一位的能力和判断力——罗伯特·马尔维除外，但是显然不能将他拒之门外。
“当时附近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任何有关谋杀的消息，”这是摩尔的开场白，“但是那些经常在布什终点站附近晃悠的年轻酒鬼们告诉我的手下说那儿曾有个常向他们弄些毒品——主要是高纯度可卡因——的吸毒者，他在1990年12月末的某个时间销声匿迹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因为他总是身着作战服，所以他们叫他‘士兵’。”
摩尔停顿了一下，实际上他对能够短暂地回到迷人的密探世界感到欣喜。“有一点特别有趣：士兵只在月初购买毒品。他们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该月晚些时候他们想再卖点高纯度可卡因给他时，他告诉他们他只剩几美元了，只够买些雷鸟牌葡萄酒。”
第一个说话的是普莱斯勒，但是他说的其他人都已经猜到了。“他要么死了，要么仍享有养老金，这笔钱寄到他已经搬往的什么地方。”
“对，”摩尔说，“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找过的那些笨蛋中没人提过这个家伙看到过什么，所以他的消失也许和谋杀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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