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利面无表情，回答说：“凯里，我的年轻人，是你的客户没有给自己留下余地。如果他没有什么可以兜售的东西，那我们不如在这里探讨一下你写的证据规则方面的学术论文，而不要为你代理的那个卑鄙的家伙白费口舌。”
凯里·不来梅以前是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库珀手下的一位高级处级主管，他曾担任过布鲁克林律师协会会长，最近还被同行们选为颇具声望的纽约州律师协会会长。他现年54岁，是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撰写过五六部广受好评的法律教材，还是纽约市一家有名的为白领犯罪进行辩护的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不来梅一般不会为像培罗恩这样的人进行辩护。其业务主要和一些行骗的金融家、偶尔也和被控腐败的工会领导、或者面临被判入狱并丧失律师执照的律师打交道。他同意代理培罗恩仅仅是给巡警慈善协会主席比利·莱利帮个忙。当利益冲突无法让巡警慈善协会的律师代理其成员时，莱利有时会聘用不来梅的律师事务所。
不来梅总是穿着整洁——三件套装配手结的蝶形领结，好莱坞电影中庭审律师所穿的制式服装，得体、光鲜。他乌黑的头发在头部两侧已渐渐向后消退，只在他高高的前额中部留下了一撮发尖。虽然他脸上带着一种永远的渴求的微笑，但代理像加布·培罗恩这样的人不来梅教授感到相当不舒服。但他是位律师，所以他要履行职责。
“但是，吉姆，”不来梅对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提出了异议，“加布·培罗恩是你的案子。拉里·格林驳倒了你所有的法医鉴定，所以你唯一的希望是目击证人。培罗恩是唯一另外一位在布什终点站现场的人。这个案件明显就是个处决式谋杀，他可以给你提供细节。”不来梅继续说的时候，克罗利一直没有改变他的表情。“有了培罗恩，你可以为作案动机找到坚实的依据。霍尔特是唯一有动机杀害斯科特·鲁本的人。他憎恨鲁本，因为在围捕布什终点站匪帮时他漏网逃脱了。你的探员们告诉你如果霍尔特没有被捕的话，他会策划杀掉培罗恩的。”
“好了，”克罗利听够了，“对每项谋杀未遂的指控，培罗恩将面临5至25年刑期的判决。你知道麦克考恩法官的威望——他会判培罗恩在狱中连续服刑的。所以他还有啥好考虑的。如果他肯合作，我会请求法官判处他25年徒刑，你知道，这意味着他得服刑17年后才能换个地方。当然，只有牧师和他的司机同意才行。如果他不愿作证，我会请求判他50年，这会让他呆上34年后才能见到假释裁决委员会——如果他那时还活着的话。”
不来梅看起来很惊愕，虽然说真的他期待的结果并不比这个好多少。“我们有多少时间？”
“我已下令在布鲁克林召集一个特别大陪审团，整个周末我将和他们商谈。他们会在周一下午5点立案提起两项谋杀未遂的指控。”克罗利的办公室将把立案起诉的时间推迟到法院书记员办公室关门前的几分钟，以降低泄露给媒体的可能性。
克罗利现在站了起来，抓住不来梅的右肩。“凯里，在周一大陪审团立案起诉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诉辩交易了。”
41
康涅狄格州布里奇博特医院，
1992年11月13日
“格林先生，恐怕寇斯少校对你或者对他自己都没有什么用处。”珍妮·德·卢兹医生解释说，她是布里奇博特退伍军人管理医院负责精神病治疗的主任。
自布鲁克林转院过来的18个月里，对寇斯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诊断大体上仍属于推测。当然，他的症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情况，其精神病医生的结论是，这和他在越南的服役有关。但是当他看起来清醒的时候，传统的治疗方法——目的是把他对越南的记忆与他当前的现实状况分开——看来对他不起作用，这让那些检查寇斯的体征图表、对他进行观察的医生们感到棘手。他被迫戒断了过去经常吸食的街头毒品，突然的停用造成了他最初病情的恶化。
“对大多数病人而言，”德·卢兹医生解释说，“大约六个月后症状就会消失。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这些症状将是长期的，会持续多年。”
她告诉格林和布伦达·摩尔，对于寇斯少校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有时候白天他看起来处于恢复期，但是就在他要上床睡觉前，他的状况会相当突然地发生逆转，而且经常做可怕的噩梦。
“你能确信少校的病情只是因其在越南的经历引起的？”对德·卢兹医生的分析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格林最后问了一句。
“格林先生，我们这门科学还没有达到可以超越推测的程度。在寇斯少校刚刚离开部队那段时间里，我们缺少对其病情的观察资料，没有它根本无法判断。但是理论上，如果少校经受过另外一次激烈的体验，那么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很有可能出现反复。”
格林进一步追问：“如果给少校展示一些东西，能够重现这些暴力场面发生地的环境，例如，一张在越南丛林中作战的照片，或者某种类似的环境——病人在此目击了特别暴力的事情——那么这会带来反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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