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967年啦,也就是文革开始的第二年……唉,那年的夏天,几乎天天发生流血事件,枪声经常是一夜不断,两派的仗一直打到了寒冷的冬天。”老妇人缓缓地说。
哪个年代出生的人,注定有哪个年代的故事,而那些故事,也都刻在了那段不知不觉的岁月中。
1966年至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称“十年浩劫”。文革伊始,先学校后农村,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造反派冲垮了各级党政机构。夺权后,因为权力分配不均,全国各地都形成了两派或多派的红卫兵组织,中央号召红卫兵“大联合”,但红卫兵们根本不听招呼,只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
后来,上面派军队“支左”,军代表进驻了学校和厂矿企业。各方都激烈地争夺军代表的支持,把自己的组织描绘成最坚定的革命左派,而把对方视为敌人,很快就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军队支持的一派为正宗,不支持的一派就是“站错队”,就成为了“反军派”。
为了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由唇枪舌剑的大辩论,发展为剑拔弩张的对峙,又由街头巷尾的械斗,逐步升级为武装冲突。尤其是1966年到1969年文革的高峰期,有些地方的造反派,竟然抢了部队的军械,装备了枪炮,将原本群众组织间的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冤冤相报,恶性循环,大规模的武斗愈演愈烈。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和一些地方的“大事记”记载,当时红卫兵组织的称号五花八门,诸如:“红卫兵团”、“决死纵队”、“革命造反大军”、“红色尖刀排”、“排炮战斗队”、“飞虎连”、“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其中有些组织,实为专业的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战斗力。因为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所以伤亡惨重,损失巨大。但面对“天下大乱”,用当时领袖的话说,“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
老妇人忧郁的脸上涌过一片阴云,眼皮垂了下来,好一会儿,她才继续说:“武斗中,被打死的造反派可以葬到‘烈士公墓’,可是另有很多在混战中死亡的群众,而且有些尸体,一直找不到死者的家属……当时,天儿热,很多尸体都开始腐烂了,太平间里不能再放。可是,去火葬场的路上,造反派到处设卡子,过不去,就是过去了,火葬场因为闹派性,也早就停工了。”
古奕听着老妇人的叙述,呼吸变得急促,他感觉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禁不住问:“那后来尸体怎么处理了?”
“那时的场面真是恐怖啊!那情形,我现在想起来还打冷战。”老妇人的面肉抽搐了一下,“没办法,有人就挖了一个大坑,给尸体注射福尔马林后,用清水大致洗一洗,简单地收殓一下,就放到了坑里。”
“就是这个位置?”古奕扭脸看了一眼大花坛。
老妇人点了点头,神色阴郁地说:“后来,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将这里的坟墓迁出市内,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但那些无名尸体,却没有人过问,就一直埋在这儿了……以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里常常阴风阵阵、死气沉沉的,逢刮风雷雨的天气呀,还能隐隐能听到怕人的厮杀声和口号声,很长一段时间,把这里弄得人心惶惶的……”
古奕稳了稳心神,他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好奇心涌了上来,于是又问:“噢?什么口号声?”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大浪里炼红心……”老妇人声音低低的,似近乎于呓语地唠叨,“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头可断,血可流,***思想不能丢……”
老妇人像是突然回过神来,怔了怔,接着又说:“后来,有人请了一位精于易术玄学的先生帮忙设计,在楼前又是铺路,又是栽花种树,还在楼后修了这座花坛,这里才渐渐地安静下来。”
古奕暗自摇摇头,心想:“莫非是巧合?天下哪里会有这种事!”
古奕推测,必定是当时的声音通过风的传播,作用到周围的楼壁上,作用力与楼壁表面不断撞击,于是发生了风声的振动和反射,就像中国古代的“四大回音建筑”,其实是一个物理现象,在力学上叫共振,在声学上叫共鸣。他又涉想到现在住的房间,风从窗户吹进空荡荡的室内,同样也能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不过,你住的那间房却经常闹鬼,尤其是每年的七月份。”老妇人的话冷森森的,打断了古奕的联想,“每当看见有人住进来,没多久,又搬出去,不用问,一定又是撞鬼了。”
古奕虽觉得不可能,但还是问:“为什么就是我住的那间房闹鬼?”
“唉,有一个女孩子,是在你那间屋子里自杀死的。”老妇人的眼中似有泪光闪动。
“自杀?那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自杀?”古奕惊愕地问,“老婆婆,你能和我说说吗?”
古奕一直认为,自杀是世间最悲惨的事,一个人到了非自杀不可的地步,是何等的不幸与凄怆。不久前,他看到一篇报导,上面说世界各地自杀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古奕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放弃宝贵的生命,但他却在不断地激励自己,做人要坚强,要有勇气面对困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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