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朝椅背上一靠，晃来晃去，眯起他那对浅灰色眼睛，凝视着天花板，半晌后说道：“这些事倒得调查调查。”
“阿伦敦那个受伤的家伙是让一把0.32厘米口径的枪支击中的吗。”我道。
吉尔德好奇地盯视我片刻，然后摇摇头：“是一把0.44厘米口径的。你对这有了什么想法吗？”
“没有，只是脑中想到什么就追踪问问。”
他说：“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接着他又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再开口时却好像想到了什么别的事似的，“你问起麦考利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那没什么问题。当时他赴一个约会迟到了，据我们了解他从三点零五分到三点二十分那段时间是在第57号街一个姓赫曼的家伙的办公室里，这段时间很关键。”
“为什么说三点零五分？”
“对了，这事你不知道。我们找到了一个姓卡莱斯的家伙，他是在第一大道干洗染活儿的，在三点零五分时到沃尔夫小姐那里去问过有没有什么要洗的东西，她说没有，还对他说她正要出门。因此我们就把作案时间限定在三点零五分到三点二十分之间了。你别是真怀疑麦考利吧？”
“我对谁都怀疑，”我答道，“三点零五分到三点二十分那段时间，你在哪儿？”
他哈哈笑了：“我其实是这伙人当中唯一没有那种不在犯罪现场证据的人。我当时在看电影。”
“别人都有不在犯罪现场证据吗？”
他点点头：“乔根逊跟他太太一起离家时大约是在三点差五分——可他又溜到西第73号街去看一个叫奥尔佳·芬顿的姑娘——我们答应不把这事告诉他太太——在那里一直待到五点钟左右。我们也知道乔根逊太太干了什么事。他们夫妇俩出门时，那个女儿正在梳装打扮，三点十五分叫辆出租车径直到伯格道夫-古德曼家去了。那个儿子整个下午都泡在公共图书馆里——老天，他读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书。莫瑞里是在第40号街一家酒馆里。”他笑道，“可你当时在哪儿？”
“那得等我真需要时才说。看来那些情况都并非没有漏洞，无懈可击，而合情合理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却很少那样。诺海恩的情况怎么样呢？”
吉尔德显出惊讶的神情：“你怎么竟会想到他？”
“听说他追求过那个姑娘。”
“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是听说的。”
他皱起眉头：“你认为那可靠吗？”
“可靠。”
“嗯，”他慢慢说，“我们可以去查一查那个家伙。可是听我说，你干吗在乎这些人呢？你不认为那是魏南特干的吗？”
我用跟斯特希说过的话回答他：“我出50块钱，你出25块钱，咱们打个赌。我认为不是他干的。”
他沉着脸望着我，默默思忖良久，然后说：“反正这也是个想法。那你认为是谁杀的呢？”
“这我还没弄准。要知道，我眼下什么也没搞清楚呐。我并非说魏南特没干，只说样样事情都没指向他。”
“那就二比一打个赌吧。什么没有指向他？”
“你如果愿意的话，就管这叫做一种预感吧，”我答道，“可是——”
“我不想管那叫什么预感不预感，”他说，“我认为你是个精明能干的侦探，只想听听你的看法。”
“大都是些疑问想提出来。譬如说，那名电梯工把乔根逊太太运载到沃尔夫姑娘住的那层楼，让她走出电梯，后来她又跑回去按铃叫他，说她听到房间里有呻吟声，这来回之间相隔多长时间？”
吉尔德撅起嘴，问道：“难道你认为可能是她——？”下半句话咽了回去。
“我认为她也有可能。我想知道诺海恩当时在哪儿。我想知道魏南特信中所提的问题的答案。我想知道麦考利交给姑娘那笔钱跟她转给魏南特的钱之间出现四千差额，那笔钱到哪儿去了。我想知道她手上戴的那枚戒指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都在尽力调查，”吉尔德说，“我本人现在只想知道魏南特如果没干那事，干吗不前来回答我们的询问。”
“有一个理由可能是怕乔根逊太太又跟他没完没了地算老账吧。”我想到另一件事，“要知道，赫伯特·麦考利是在为魏南特干活儿。你有没有光听麦考利的话就认为阿伦敦那个家伙不是魏南特？”
“没有。那人比魏南特年轻些，头发有点灰白，没有染过，而且也不像我们得到的相片上的样子。”吉尔德似乎很肯定，“下一两个钟头里你有事吗？”
“没有。”
“那好，”他站起来，“我去安排几个人调查一下咱俩刚才谈的情况，然后你和我也许可以一块儿去走访一些人。”
“太好了，”我说，他随即走出办公室。
办公室里那个废纸篓里有一份《纽约时报》，我捡出来翻到公共通告栏。麦考利那则广告赫然在目：“阿伯纳。是的。本尼。”
吉尔德返回来，我问道：“魏南特他工作厂房雇佣的那几名助手是些什么人？有没有查问过他们？”
“查问过了，可他们啥也不知道。在魏南特离去的那个周末，他们都给解雇——一共只有两个人——后来都没再见到过他们。”
“厂房关闭之前，他们在干些什么活儿？”
“在刷油漆什么的——刷上一种能够长久保持的绿色漆。我不大清楚。你如果想知道，我可以去查一下。”
“那大概也没多大关系。那个工作厂房像样儿吗？”
“据我了解，布置得倒还不错。你认为那间厂房跟这个案子有什么牵连吗？”
“什么事都可能。”
“嗯。好，那咱俩出发吧。”
第十六章
我俩离开吉尔德的办公室后，他说：“我们先去看一下诺海恩先生。我告诉过他别出门，等我的电话。”
诺海恩先生住在一栋又黑又潮、臭烘烘的楼房的第四层上，第六大道的嘈杂声清晰可闻。吉尔德敲敲门，里面有一阵忙乱声，接着有人问道：“谁呀？”——是个男人有点不耐烦的声音。
吉尔德答道：“约翰。”
一个三十五六岁瘦小个子的男人连忙打开门。他只穿着背心、蓝短裤和黑丝袜。
“我没想到您会来，警长，”他嘟哝道，“您只说要打电话来。”看上去他有点惊恐不安。那对深色小眼睛相隔得很近，嘴宽扁松弛，鼻子软不拉唧，长而下垂，显然没有鼻梁骨。
吉尔德用手碰一下我的胳膊肘，我们就一起走进去。从门口可以看到屋内左边有一张没整理的床。我们进去的那间屋是一间起居室，又脏又破，到处是衣服、报纸和脏盘子。右边是间凹室，里面有炉子和洗涤槽，一个女人站在当中，手里拿着一个咝咝响的平底煎锅。她是个骨骼大的胖女人，一头红发，28岁上下，样子大大咧咧，长得还算顺眼。她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粉红色日本和服，脚踏一双磨损的粉红色无后跟拖鞋，鞋上有歪歪扭扭的蝴蝶结。她绷着脸望着我们。吉尔德没把我介绍给诺海恩。也没答理那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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