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费根酒馆的一张桌旁，身旁围绕着对她虎视眈眈的顾客，我当时以为她只是路过这里。直到那天之前，我心中镇上的头号美人当属特雷莎·马隆，她是镇上的邮递员，一头红色的头发，长腿大胸，有时我出门拿邮件会跟她在我门前的栅栏那里打情骂俏。
但我出于本能地排斥她(也许是因为我怕床垫断裂而导致过早死亡)，到克兰布朗来后，我从没跟女人过夜。那天，我走进费根酒馆，像其他新来的居民一样坐在这个昏暗凉爽的酒馆的一个小角落里，准备等待当地人打量的目光。我点了一品脱酒，但迟迟未来，我向四周张望，每次眼神都会与正在和另一个女人(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道格拉斯女士)聊天的朱迪相遇。
我开始同另一位顾客攀谈起来，一个叫多诺万的渔夫，聊着聊着，我喝了超过三品脱的酒。晚上我得小心翼翼地开车回去，免得连人带车跌进路边的泥坑里。啜饮间，我时刻不忘锁定着目标。渔夫发现后便拿我开玩笑，他挠了挠鼻子笑起来。我尴尬地承认自己的确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挪开，并且趁机打听关于她的消息。“她叫什么名字?她也住在这里吗? ”
“朱迪·加拉格尔。”渔夫说，“她是在一个晴朗天气里背着背包徒步走到这里的。她不是游客，也不是路过的。不知怎的她得知霍利亨夫人正在找人接替她管理商店的消息，一来这里就开始在商店工作了。从那时起她就跟我们住在一起了，我们都非常喜欢她。女人们喜欢她商店里奇奇怪怪的东西，适龄小伙子们争前恐后地想要引起她的注意，而像我们这种开始衰老的人只要在她附近就心满意足了。”
不久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了霍利亨夫人杂货商店。从各种各样的借口中我选择了影碟，因为听里奥和玛丽说，她收集了一堆影碟，其中很多经典电影值得一看，并且租金也很便宜。当我进店的时候她正忙着和顾客说话，她看了我一眼，笑着欢迎我。那天她身穿黑色上衣和宽条纹彩色半裙，上衣紧紧地贴在身上，看起来比我在费根酒馆看到她时更加苗条，并且有美好的胸部，漂亮的脖颈和肩膀。
我醉翁之意不在酒地问她影碟的位置在哪里，她指了指里面的书架，我说了声“谢谢”便向里面走去。走到书架前，我便闭上眼睛，心想，她可真漂亮!我感到自己突然年轻了许多，血气上涌。我尽量将注意力转移到影碟上，这里的的确确有很多影碟。从《金童》、《走出非洲》、《兰博》(后两部是VHS格式)这些电影可以推测出，霍利亨夫人已经为这个社区提供娱乐活动很多年了。书架的底层(离畅销区远的地方)摆放着里奥和玛丽说的《挪亚方舟》经典电影，还有二三十部比利·怀尔德、 伊利亚·卡赞、希区柯克、约翰·福特的电影，还有更加现代的阿莫多瓦和伍迪·艾伦的电影。
我正读着《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阿尔贝托·伊格莱西亚斯为电影配乐，我是他的粉丝)的封底，她来到我的身旁，说她也喜欢这部电影。我说阿莫多瓦的电影我觉得都很好，但有几部是例外。于是我们开始谈论电影。聊天的时候我的关注点一直在她身上，她讲着一口伦敦腔，所以我猜想她是来自伦敦的英国人。
她约莫25岁，反正没到30岁。鼻子上点缀着俏丽的雀斑，眼神灵动而深邃。她紧张地晃动着双手。
“伍迪的电影我只有《曼哈顿神秘谋杀案》，相较而言没有那么实验主义，更加现实，但是……”
我不停地问自己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待在这个小镇做什么。
“比利·怀尔德的合集里有《柏林艳史》、《头版》、《通往开罗的五座坟墓》，但是给你算一部的租金，可以吗?”
我努力让自己的目光显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她始终盯着我看。我把眼神转向书架或者望着其他地方说一会儿话，但只要转过脸来，她那两颗蓝宝石般的眼睛总是直直地望着我，嘴角似笑非笑，好像在谋划一个恶作剧。
“那我要怀尔德合集，还要阿莫多瓦的《回归》。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重看这部电影，我觉得电影的标题就是在说：‘回家吧。’”天呐，这真是尴尬的笑话，她只是礼貌地笑着附和，我想。我觉得自己非常愚蠢，我只是在借没人借的电影罢了。
过了八年的婚姻生活后，我已经忘记了该如何调情了。哎呀，我在说什么呀，我从来不知道如何挑逗女孩，仅有的几次也是因为那些女孩主动扑上来的。
“你住在这儿吗?”她问。
“是的。我来这几个月了，住在特雷莫雷海滩。”
“噢!那你一定认识里奥和玛丽啦!他俩常来店里买东西。”
这时几个客人进店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愚蠢地认为这是我离开的好时机。我付了钱，跟她告别，走出商店长长地舒了口气。
与克莱姆离婚之后，我只有过两次愚蠢且短暂的“冒险经历”，它们让我懊悔不已。第一次是在我得知克莱姆和尼尔斯的事情一个月之后，我在麦克斯·希弗(我要好的同事，也在我离婚前后为我创造艳遇机会)家中的聚会上和一个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学小提琴的学生。第二次是和一个过去在荷航的空姐，不是在飞机上，而是在超市里。除了这两次，还从未发现有人像朱迪一样激起我的好奇。
再次见到她是一个星期后，我一踏进店里，我们的目光便相遇了，两人都笑了起来。
“嘿!”
“嘿!”
她正忙着，我在放影碟的书架旁装作看影碟的样子，耐心地等待。不一会儿她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你是音乐家哈珀，对吗?”
玛丽是店里的常客，我之前也跟她提起过我住在特雷莫雷海滩，所以朱迪知道一些我的事——实际上可不止“一些”——因为我后来知道玛丽和她喝了很久的茶，聊了很多关于我这个在店里租影碟的“神秘又有趣的络腮胡”的事。
这回我不急着走了。顾客们进进出出，我耐心地等待着，一会儿瞅瞅摆满影碟的书架，看看那些关于冥想、瑜伽和替代疗法的书，或者欣赏一下在柜台上一字排开的小佛像。我下定决心今晚约她出去，我做到了。我们在费根酒馆坐下来，我给她倒了杯啤酒，一直聊到酒馆打烊。那是一个星期二，外面下着大雨。小酒馆一半的座位是空的，壁炉旁宝贵的桌子也空了出来。我们就在那里坐着边喝酒边烘干外套。
我们开始谈论小镇，讲述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我讲了关于阿姆斯特丹、都柏林、离婚和我的创作危机。我聊人生和音乐作品，她静静地听着，小口喝着吉尼斯黑啤，用她两只聪慧的蓝眼睛看着我。但轮到她的时候她却含糊其辞。她说她出生在苏格兰印威内斯以北的小渔村，那里“海浪拍击海岸的声音足以让人发疯”， 她还讲了一些关于家庭的事，她用了“不正常和令人沮丧”来形容，但并没有更多的讲述。我猜她应该出来后就没有再回过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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