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琴声_米克尔·圣地亚哥【完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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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

  “你认为我就是这样吗?”我继续说,“只是一场梦?如果是梦的话,那我什么时候醒的呢?”

  “这就是你的故事中无法解释的地方了。也许是你走出门坐上车的时候醒的,也许更晚一些。你刚才说暴风雨突然间消失了,或许就是那时候醒的。我听说有的梦游症患者能开好几英里车去买汉堡,然后回家。但你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有可能是那场闪电事故的后遗症。”

  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我的头依然很疼,尽管我已经吃过药了。吃早餐的时候,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了跟我类似的情况。在遭受电击后通常会出现非常真实的噩梦和骤然惊醒的情况。电击带来的睡眠困难一本书都写不完。

  但是,为什么我看到的是那样的场景,而不是其他场景呢? 比如说可以是海滩上狂欢的海豹,或者在半夜里一辆满载《花花公子》女郎的迷路的车,再或者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彩色世界和会说话的猫呢?

  “你觉得我应该回医院跟医生聊聊吗?”

  “我认为你应该等等,”朱迪说,“医生只会给你镇静剂之类的药片用来麻醉你的神经。你再忍耐几天,说不定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再发生昨天的情况……”她站起来走到写字台旁,拿了一个活页小本,一侧别了一支铅笔,“你可以尝试着写下来,据说有用。”

  音乐电台播的架构乐队的歌曲已经结束了好一会儿了。朱迪把烟管放在烟灰缸上,说要出去买点东西,让我在这里等她回来。“今晚你就住这儿,皮特。旅店里一位客人也没有,我觉得在发生了这些事后你现在也不想回那所房子。”

  我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快八点了。突然一阵门铃声把我拉回到现实世界,我听到朱迪在门口和别人说话。她回到屋里看到我睁着眼睛躺在沙发上。

  “我很抱歉,”她说着,一边取下旅店的钥匙一边说,“我本想把旅馆只留给咱们两人享用的,但是来了不速之客,都是些贝尔法斯特音乐家,是专程来参加这周末的费根音乐节的。”一共来了五位音乐家,加上他们的女朋友,他们几乎住满了所有房间。

  我告诉朱迪别担心:

  “没关系的,我回海滩。”

  “不必了,我会告诉他们去邓洛伊找住的地方。”

  我拒绝了她的提议。我知道她需要钱,虽然她从没开口说过。是的,她经营着商店、瑜伽培训班和旅馆,但是几乎好几个月都做了“月光族”。有时我打开她的冰箱,发现只剩一些牛奶、黄油和苹果。但她出于骄傲不愿意接受借款。

  “我们还有一张沙发床,对吗?”

  “太窄了,而且你总说睡在上面硌得屁股疼。”

  “好吧,我有一个主意,不如我们去喝个大醉,回家就感觉不到疼啦!”

  我们照做了。

  我俩一走进费根酒馆,切斯特就跟我握手,然后全身颤抖装作触电的样子。开鞋店的阿德里安·卡希尔把两个灯泡塞进我的耳朵,试验是否能亮。估计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对我的恶作剧才能相对少一些,这就是我住在这个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小镇上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渔民多诺万和他的朋友认真地研究我手臂上的疤痕——虽然现在已经不太明显了,但依然可见——问我是否还有感觉。我跟他们描述了时不时的头疼。他立刻给我开出了药方,“哈珀先生,你需要喝一品脱啤酒。医生说了:‘每天一品脱吉尼斯酒。’”

  好吧,这是我第二次不顾医生的嘱咐喝酒了。我站在酒馆门口,一边品味唇间柔和的啤酒味道,一边抽高卢牌香烟,同时不忘和路过的人打招呼。音乐家们不一会儿也走进了酒馆,坐在壁炉边那一桌。音乐响起来。

  十点左右,里奥和玛丽也走进了酒馆。这个时间段的酒馆人满为患。周五的克兰布朗没有按时睡觉这一说,唯一的规定便是要喝到壁炉燃烧完最后一根泥炭,或者酒桶滴完它最后一滴黑色的黄金。

  里奥斟满一圈杯子,端到朱迪和我坐的桌上。玛丽提议大家为了健康干杯。

  “为了精神上的健康。”我补充道。大家爆发出一阵笑声,我也觉得大家都需要开怀一笑了。

  和大家聚在一起,热乎乎地吃肉喝酒,伴着热情洋溢的长笛和提琴声,我满心欢喜地进入了微醺的状态。由于晚餐没吃什么,酒精迅速流入我的脑袋,我感到那阵熟悉的疼痛像坏掉的时钟再次开始嘀嗒作响了。我和里奥与酒馆的熟客们坐在一起,人们在舞池中心舞动。里奥和镇上的两位“政治学家”多诺万、凯里激烈地讨论欧盟,于是我的思绪逐渐远离了周遭的喧嚣,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

  有人唤醒了我,是玛丽,她拉着我和大家一起跳舞。

  “来吧, 哈珀先生。我们来看看你能用上帝给你的双腿做些什么。”

  我错误地接受了她的要求。一站起来,吉他手便开始弹奏《棉眼乔》的和弦,大家围拢在我们身边,我拼尽全力不出洋相,只能紧紧抓住舞蹈科班出身的玛丽,任凭她带着像陀螺一样地转圈。一阵醉意袭击着我的头部,我放开手,扑倒在一张放满酒杯的桌子上,把酒弄到了三个小伙子的身上。随后在我屁股着地的一瞬间,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

  “我觉得你有点儿醉了,哈珀。”朱迪说着扶我站起来。

  “是的,”我承认,“应该醉了。”

  地面的酒水不一会儿就干了,小伙子们也换上了新酒。这时候女邮递员特雷莎·马隆醉醺醺地出现在我身旁,开始和我攀谈。她说当她听说我的事故时多么担心,问我好些了吗,还疼吗,有什么她可以为我做的吗。她一边抚摸着我的头发一边说着这些话,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她的双峰已经紧紧抵住我的胸脯了。朱迪在酒馆的另一头和组织电影节的女人们聊天,不断向我戏谑地挤眉弄眼。她难道是小镇上唯一一个不知道我和朱迪的那些事的人吗?

  我和朱迪摇摇晃晃地走出费根酒馆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朱迪一路上都在拿特蕾莎·马隆诱惑我的举止开玩笑。

  “我听说她可是经常在你的地方停留很久呢,”朱迪说,“你有没有……”

  “嗨,朱迪,什么话呀,我几乎连邮件都没有。”

  “我可是知道她的确给你发过传单。”

  我们回到那张旧沙发上,下面的弹簧和我们预料中一样不舒服。我们充满激情地亲吻和抚摸对方,但我太累了,没能进行到下一步便睡着了。

  半夜里我被身旁的动静惊醒,是朱迪。

  “不要,求求你了,”她抽噎着,“不要,不要,不要……”手在毯子下面不停地乱动,像是正在反抗着什么人。

  我在黑暗里惊恐地四处张望,但什么也没有看到,我意识到这是朱迪在做噩梦。我抱了抱她,在她身旁静静地等她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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