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天下午我差点告诉你了。当你提到丹尼尔，那幅你在书架上发现的油画……我差点就跟你全盘托出了，但转念觉得这么做很傻。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把你当朋友。皮特，你是我多年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好朋友。我喜欢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美好的。所以我几乎要袒露一切秘密。但我的双腿不听使唤，我愚笨的脑袋阻止了我这么做。“如果你弄错了呢?”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个小伙子隐藏了奇怪的目的呢?” 玛丽一向信任你，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纯良。她说，也许你潜意识里能感觉到什么，也许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细节，我们如此信赖你。但是，我犹豫了。那天晚上你第一次来敲门，我彻夜难眠，试图推断各种可能性。“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吗?你是想从我们这儿套出什么吗?”我想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事的职业都要求我尽量不被表象所迷惑，特别是在被人追杀的时候。
我也调查过你，很抱歉，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剩抱歉了。如果能给你一些安慰，那么我向你坦白，我也调查过之前租你那栋房子的人，那个奇怪的专门搬来观察鸟类的德国人。那个家伙真的让我紧张，每当我转过头就会看到他爬到一块岩石上，将望远镜对着我的房子。跟你讲，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因为玛丽什么也不知道：某天下午我悄悄溜到他家去打探了一番。他一定发现了，几个月后就搬走了。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是的，里奥·布兰查德和玛丽·布兰查德就是我们。至少是曾经的我们。我们不叫柯根，我也不喜欢这个奇怪的姓。我们正准备起的新姓就正常多了，另外出于安全考虑我们还要换个名字，但是不能告诉你，希望你理解，不过新名字真的很好听。
这是我们向你撒的谎，但我保证没有其他了。几乎一切都是真的，我在酒店当保安，玛丽画画，和我一起旅行。我也的确在2004年开始思考着退休。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们旅行了25年，住过十多个城市，我觉得累了，厌倦了这种在启程前只能交到不超过两三个好朋友的流浪生活。
玛丽和我本打算在泰国的皮皮岛海滩上买栋楼，开家小型的酒店或宾馆，然后在享受阳光和帆船的日子中度过余生。于是我向工作的酒店提出辞职，准备开始新生活。但就在那个月，我得到了一个在东京“六星级”度假村工作的好机会。
合同期限是“一年”，身份是“顾问”，工作内容是“酒店保安并负责组建一个团队”。六星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工资几乎是一般酒店的四倍。我当时应该提高警惕，毕竟这几年安保业务变得越来越便宜了，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但报酬着实太诱人了，这笔钱将填补我们的泰国计划最后的资金缺口。我接受了这份活儿，当年夏天就去了东京。这是我一生中犯下的代价最昂贵的错误。
我从5月2日起开始工作，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不对劲。多年的工作经验能让我明辨是非。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听起来不太好的事，或者可以用“腐烂发臭”来形容。看起来非常不专业的主管在第一天欢迎我时说道：“我们有一些非常特殊和尊贵的客人。度假村的第一条规定就是保密，我希望您能理解，布兰查德先生，忠诚和保密。”接下来酒店里的活动可以用钱来概括，我觉得这闻起来有一股死鱼味儿。该死的，我应该在第一个月里就辞职，但我没有。我可能想：别太纠结于与自己无关的事，拿一年四倍的工资，然后离开这里。
皮特，我可以告诉你更多来证实自己犯下的错误。那些客人里没一个是“干净的人”。你只需要看看他们的脸、大型豪华轿车、愚蠢的外套、妓女，以及在套房里的纵情狂欢就可以知道。我确信，自己在多年的诚实劳动后，踏入了蛇窝。这是警方所谓的“老巢”，我正处于老巢最深处。虽然表面看来我的工作是咨询，负责安装摄像头，解释程序，但他们安排自己的人在监控室的电脑前。可不管怎样，我还是能获取所有信息，我知道怎么做，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自己应该找个紧急出口。
当然了，“他们”不断给我发出信号——大量的金钱和礼物。我工作到六个月的时候，他们给我买了保时捷作为庆祝，夸我工作中有奉献精神和忠诚。“忠诚 ”是他们嘴里最重要的东西，皮特。他们每个月也会给玛丽大量珠宝，玛丽本不想接受，是我不让她退回。我犯下了更多的错误。合同期到了一半，我意识到辞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后来到了八个月的时候，我的主管把我叫到办公室，想要跟我签订终身合同。他们对我非常满意，想让我“永远留在那个大家庭里”。你应该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说出这句话的。在我说了自己的其他计划后，他脸色一变，皱着眉头说：“退休?您还很年轻啊，布兰查德先生。这么快离开将多么令人失望啊……恐怕我们的投资者会有点不高兴，您知道吗?”
从那以后，我的工作量变小了，和主管见面的次数也少了。我意识到他们的大门在逐渐对我关上，一开始我很满意，这说明他们接收到了我发出的信号。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两辆车在高速公路上拦住了我的去路。他们指挥我开上岔道，将我带到一个僻静的海港区。一些穿深蓝色西装的人接待了我，他们的头儿是一个白头发、自称霍华德的人，自我介绍是国际刑警组织驻日本的官员。
“今天晚上我们在东京逮捕了一名凶手。”他向我展示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我和玛丽的照片，我们家的地址和车牌号。“他们被发了‘自由卡’，今年年底会找上你们。这些人通常为那些没接受‘洗礼’的人策划一场交通事故或者室内爆炸。你们无法回归正常生活，布兰查德先生。但你们或许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我们国际刑警组织也有类似‘美国联邦证人保护计划’的保护措施，但是是国际标准，您想要加入就必须与我们合作。”
换句话说，玛丽和我快死了，国际刑警组织为我们提供了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给我们新的名字、新护照和一些钱，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作为回报，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从度假村电脑上得到一些信息。比如姓名、电话号码、日期等。
我们能考虑的时间很少，你应该看看那天当我告诉玛丽这一切时她的反应是多么惊慌。我们走出家门，钻进一家人山人海的商场待了四个小时，直到商店关门。那天晚上我们在酒店里睡觉，凌晨四点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霍华德，告诉他我们接受了这笔交易。他们派人到酒店告诉我们第二天的计划。其中有个人一整个晚上都坐在沙发上喝咖啡，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另一个则坐在椅子上守着门。他们警告我们要远离窗户。我们几乎只睡了一两个小时。
我仍能获得度假村的一些信息，但必须在一天之内得到，然后彻底消失。那天上午，我颤颤巍巍地去上班，试图让自己镇静下来。我花了半生追小偷，而现在自己就是小偷。我选了一个比较愚笨的小伙子来骗，说要去软件服务商那里证实一些东西，所以需要进入监控室一小会儿。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下载工作：将一千个文件储存到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我将芯片放在舌头底下来通过安检，这是他们教会我的。然后我声称要去街对面吃个早餐，于是他们再也没见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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